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SSCI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佛教的“世间”观念及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的"世间"观念在释迦牟尼创教时期就提出了。在后来的发展中,佛教的不同流派或思想家对此观念又有多种诠释。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各宗派对其也持不同态度。禅宗是中国佛教中对此观念最为重视的宗派。禅宗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主张,实际是强调要努力接触民众,融入社会。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各宗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佛教离开"世间"是不能存在的。但比较而言,禅宗在这方面还是最为突出的。禅宗在中国之所以发展极为迅速和影响巨大,与其能很好地平衡树立宗教目标与深入世间生活二者的关系直接相关。     

日本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及特色

佛教作为日本的外来宗教之一,于公元6世纪中叶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吸收、改革创新之后,日本佛教终于在镰仓时代成功地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佛教--镰仓新佛教.     

论唐代汉文化向新罗的传播

唐朝时期,汉文化发展至顶峰,向海外传播和辐射的力度亦变得空前强大。新罗是朝鲜半岛国家中与唐朝关系最为特殊的国家,双方不仅保持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文化上的互动关系更是超越了前代以及同时代东北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和政权。新罗对以盛唐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强烈追慕、借鉴和利用,以及在此基础上汉文化向朝鲜半岛的全面传播,不仅推动了新罗自身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于日本列岛,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日本稻作民源于中国吴越地区

弥生时代是日本的整个历史文化产生了质的变化的决定性时期,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稻作文化的传入.日本学界一般认为这批稻作民来自朝鲜半岛.本文以诸多事实证明当时的朝鲜半岛不具备给日本列岛提供这批稻作民的可能性,而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意识、人种特征以及相关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特点等方面,论证了这批稻作民来之于中国的吴越地区.     

宗派时期的佛陀形象研究——以《佛祖统纪》为中心

《佛祖统纪》成书于中国佛教宗派业已形成之后,其中对佛陀形象的刻画主体上仍沿袭了汉译佛传的思路,但是其塑造方式更具中国特色,并且使得大乘佛教刻画佛陀的思路最终形成体系。对此进行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丰富佛陀形象研究的系列成果,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考察佛教在中国宗派时期的具体特征。     

章太炎佛学思想略论

作为一位“有学问的革命家” ,章太炎不仅积极赞助民族民主革命 ,提倡国学 ,而且还有不凡的习佛经历。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内容丰富 ,影响广泛。他不仅把佛学思想作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为“作民声”而“作佛声” ,而且还从学理上阐发佛教哲学的基本观点 ,评判中国佛教流派 ,考辨佛教历史 ,呼吁佛教改革 ,为佛教在近代中国的复兴而奔走呼号。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始终与他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交织在一起 ,是近代中国宗教思想与社会思想互动离合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试析晋阳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开发利用

历史上的晋阳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个性分明的佛教文化区域。通过对这一区域性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色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出晋阳佛教文化的几大亮点:一个菩萨,即文殊菩萨;二个宗派,即净土宗和华严宗;三个寺院,即双塔寺、崇善寺、白云寺;四座名山,即天龙山、太山、蒙山、崛围山。晋阳佛教文化资源的价值判定标准和开发利用原则值得认真总结。     

佛都金陵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南京的地位举足轻重。东汉末年佛教初传,金陵建初寺成为江南首寺。南朝时,佛教成为国教,建康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包括三论、天台、华严等,无不和南京有关。明朝建造的金陵大报恩寺塔,被西方人称为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先后十次供奉佛舍利的悠久历史,使得南京成为中国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南京总是以复苏与振兴佛教文化的形象出现,更是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可以说,南京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佛教之都。     

佛教与科学关系中的融摄现象

佛教对科学的融摄，是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佛教与科学关系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它主要通过以佛教义理对现代科学的诠解，实现佛教在科学时代的宗教功能。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正确评价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佛教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经学范式与文化转型——近代中国佛学学派的兴起

"近现代佛学复兴"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承载者是以"新学家"为主体的知识阶层,不过,这些知识精英对各派佛学义理的选择,却又各有其不尽相同的倾向和侧重,导致这种学派分野的重要原因应在于他们早期所受到今、古文或宋学之传统儒家经师的方法训练,而形塑的相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若章太炎宗古文经学,康有为、谭嗣同则归属于今文经学,稍后的"第一代新儒家"马一浮、熊十力们则属宋学派,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佛学不同派别义理的抉择。他们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抱持着从佛学中探寻真理和知识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也避免了传统宗派佛教的种种制度化之思想桎梏,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佛学学派的兴起可以理解为向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学派形态的归复。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从墓志看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

宋代女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佛教教义,种种原因又促使大量女性最终皈依佛教。不过,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生活时期的宋代女性,她们的佛教信仰状况存在着差异。同时,作为家庭、社会的重要成员,宋代女性的佛教信仰行为又不可避免地对其家庭、对社会产生不同层面的影响。此外,与以往时期信佛女性相比,宋代信佛女性既与她们有相似之处,也具有这个时期自身的特色。     

疑伪经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疑伪经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类佛教典籍。在保持传统佛教核心思想的基础上,疑伪经融合了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以及道教的修行思想,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同时,从佛教疑伪经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逐步融入中国社会,最终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完成了对传统佛教思想的继承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