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与《红楼梦》的艺术描写

艺术最忌陈腐 ,作家以自己的作品给读者以全新感受 ,要求新求异 ,用“陌生化”的语言和“陌生化”的手法达到其目的。文章以《红楼梦》的艺术描写为例 ,阐释了这个命题。     

论巴金的典型塑造

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作家,他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二十年间共写出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及七十多篇短篇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其中不乏成功的典型。这些形象和典型是“怎样写成的”?巴金毫无保留地向他“亲近的人”——读者,讲出了这个“秘密”。从这个“秘密”中,我们可以窥测到巴金典型创造的基本经验。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做些初步探索。“有是也有非”通观巴金的作品,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笔下有的人物既不是“至善”,也不是“极恶”,而是“有是也有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正如巴金所申明的那样:“丑化和简化不能写活一个人物”。这种“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③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和妇女问题

在研究小说的诸多角度中,作者的性别可能是意义并不太大的一种。性别导致作家气质方面的不同,从而可能引起感受及表现生活的风格的差异。但是,除此之外,性别也决定作家对作品主题的选择和阐明以及判断事物的立场和倾向吗?并非如此。就妇女问题而言,事关切身利益,然而女性作者未必就持有更正确的看法,她的作品也未必体现出更多的“妇女意识”。把男尊女卑的思想系统化、经典化了的《女诫》,作者班昭,便是女的。中国古代,妇女创作不多,其中大部分却是被《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的作者谭正璧称为“谄媚男性”的文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积极提倡妇女解放的先驱,很多是男性。     

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世界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每一事物都只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个环节,都只能存在于与其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中。为了要了解单个的事物,我们就必须把它从整体中抽出来,暂时孤立地去考察它。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事物,总是由别的事物所引起的,而这个事物,又总会引起其他事物来。引起某一事物的事物,就是产生这一事物的原因,被某一事物所引起的事物,就是这一事物所产生的结果。事物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     

试论毛泽东的文艺描写对象观

文艺的描写对象是什么,美学家文艺家们都不能不作出自己的回答。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当然也涉及到了这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在探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描写对象观时,也应如胡乔木所说,“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描写对象观的全貌。     

主题先行与先有主题

主题是一种观念形态,来自社会生活和作家的创作实践。这是一个基本的文艺常识。但是多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却被“四人帮”搞的混乱不堪,以至批判了“主题先行”论,有人竟认为创作可以不需要先确定主题,把“主题先行”和创作时先确定主题混淆起来。为了在文艺上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真正按照文艺规律办事,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主题先行”是什么货色,创作时先确定主题又是怎么回事。     

伟大事物的魅力

真正共同体是载着教育使命的概念,因为它接受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所归属的现实、我们渴望了解的现实,远远超越了人类彼此间的互动。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我们人类也与非人类形式的事物互动,它们与人类同等重要、一样强大,有时甚至比人类更重要、更强大。这个共同体并不只是借着我们个人思想和感觉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亦因“伟大事物的美丽”而结合在一起。     

论散文教学

小说、戏剧主要是通过典型性格的塑造来概括现实,因而分析小说、戏剧的基本途径是对典型性格的分析到主题思想的概括.而散文教学则不然.散文的作者常常直接或半直接地出头露面向读者提出某一个问题,直接表露作者对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而且常常用举例证明的方式列举生活事实,展开叙述、描写和议论,从而展示或证实作者的思想意图.这些出现在文章中的生活事实,已不是寄托作者的思想意图、概括现实生活的艺术形象,而是作者作为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看法的证实材料出现在文章中.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三个志愿军的英雄故事,就是来证实作者所提出的“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一基本认识而出现于     

回归伊甸园——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的《秘密花园》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是目前困扰人类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也是许多生态作品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伯内特这位卓有成就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在其经典作品《秘密花园》中通过描写伊甸园的“失落——追寻——回归”和人的“流浪——救赎——复兴”历程,向人们阐释了深刻的生态思想。从整体生态主义出发,探寻伊甸园的“失落”和人的“流浪”根源,寻求伊甸园的“回归”和人的“复兴”或许是对当今经济科技主导一切的反拨与反思。     

各具风采各寓情——从文学审美的不同层次比较《远村》与《天狗》

当前,我们的文学研究正在出现新的转机,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给人以主体性地位。”文学的系统论告诉我们,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涉及到“作者——作品——读者”。从这个整体意义上说,“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包含了三个内容:创造主体的人——作家;文学作品中主体的人——作品中的人物;接受主体的人——读者。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中应该对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以最大的关注。     

论《呐喊》《彷徨》对农民文化的批判

一众所周知,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之中,剖析和批判“国民性”是这些作品最突出、最基本的主题。然而,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评论和研究对这一基本主题却是误解乃至曲解的。肯定它的人,认为批判国民性就是批判封建主义,无需另外加以阐释;否定它的人,则断定批判国民性是鲁迅前期思想局限性的表现,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这些从狭隘的政治观点、阶级观点出发的认识,无疑极大地限制了我们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究竟应当怎样去理解鲁迅所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呢?归根     

也谈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与戚鸿才同志商榷

莎士比亚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莎士比亚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这些问题是历代中外“莎评”中颇有争议的论题,也是有意义的课题。探讨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不仅对深入研究莎氏及其作品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戚鸿才同志在《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吗?》(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对苏联和国内有关论著所说莎氏“剧作达到了当时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基础”之类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并认定莎氏的“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戚文指出了莎氏作品中具有的浪漫主义因素,值得赞许,读后颇受启发。但同时又感到戚文断然把莎氏的基本倾向确定为浪漫主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仅就莎氏作品的创作方法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戚鸿才同志和广大读者。     

论艺术的前社会功能

文学艺术是由作家和读者,在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上,共同完成的过程。因而,文学艺术在这两个阶段上所发挥的功用,也自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这里,我们试以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化为分界,把它的功能系统分为两个层次:以作品社会化以后,艺术欣赏过程对读者所发生的功用为一个层次,按一般习惯这个层次称之为“社会功能”;而以作品社会化之前,艺术创造过程对作家本身所产生的功用为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我们称之为“前社会功能”。     

从《白孔雀》对自然的描写看劳伦斯的生态思想

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生态思想作为一种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以劳伦斯的处女作《白孔雀》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以作品的自然景物描写、人物形象塑造为切入点,深入细致地阐释作品所呈现的生态观念,并进一步探寻劳伦斯生态观念形成的原因,归纳提升劳伦斯生态思想的旨归。     

农民作家王安友

王安友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他熟悉农村生活,熟悉农民,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反映解放后农村的社会生活变化的。这些作品紧密地結合着現实的斗爭,歌頌了农民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精神。反映了新事物与旧事物,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之間的斗爭。作家的深入生活和对新农村真摯的热爱,使着他的作品具有濃厚的生活气息、无論在语言的通俗暢达上还是描写手法上,都表現出朴实的大众化的风格。他的作品主要的有短篇“李二嫂改嫁”“协作”,短篇小說集“十棵苹果树”、长篇     

心灵的告白与忏悔－论“五四”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五四”新文学重要形态之一的“自剖”文学 ,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郁达夫式的创作之外 ,另有一批“五四”作家具有相当的自剖文学创作份量 ,且带有鲜明的风格差异 ,坦露自己时或采取女性作家所惯有的委婉曲折的心理描写 ,既不涉及“恶德丑行” ,也没有一般社会尚能相容的道德欠缺 ;或采取一种深刻的心灵忏悔与告白 ,但不涉及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把作品限定在一般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畴。我们把这一批作家的创作称为自剖文学的别样形态     

为保衛社会主义現实主义而斗爭——駁周勃“論現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發展”

最近一年多来,中国的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們,企圖推翻社会主义現实主义这一世界上最好的,最进步的和最科学的創作方法,于是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所規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創作方法的条文也就是定义:“社会主义的現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艺術家从現实的革命發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現实。同时艺術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須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結合起来。”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評。在这其中,周勃先生也曾以一万五千多宇的篇幅在“長江文艺”上發表了他的意見,企圖取消社会主义实現主义而以现实主义的概念代替之。(文見“長江文艺”1956.12月号)。     

略谈安多藏语中的象声词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所以给读者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不但因为作品具有感人的思想内容,而且作品中还运用了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的主要特征,应当是富有形象色彩的词汇赋予所形容的事物以声音、颜色和意志。 所谓“形象色彩”的语言,就是词所引起的人们对客观事物中某种形象的联想。正是因为这种联想,会使人对作品中所描写的事物产生更加直接的共鸣感,使作品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成为一体,真正起到教育和感召人的作用。     

心灵的自醒与铸造——卡里姆作品的“心路历程”探析

苏联作家卡里姆在《漫长的童年》和《普罗米修斯,别扔掉火种》中,艺术地描写了人类的“童年”与“成人”,思索现代社会人性、人的道德情感与理性意识等问题,强调人的心灵的自我觉醒与自我铸造,他的作品是一部心灵发展史。     

试论作品的思想内容产生矛盾的原因

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文学现象:有的作品中,同时存在着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等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主观思想倾向;有的作品中,作家主观的思想倾向,与作品描写的生活图画的思想意义,不那么和谐;还有的作品所描绘的生活图面自身的思想意义,也有相互对立的现象,或者不同生活场景的思想意义,缺乏一种内在联系。总之,有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相互矛盾的。这种文学现象,不仅在杜甫、曹雪芹、施耐庵、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中外古典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就是在当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