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阈下“箜篌”语源之考辨与商榷

箜篌是我国古代区别于琴瑟的有圆柱状调音通品的弹拨类弦乐器,《汉语外来词词典》认为即突厥语的qobuz/qūpūz。根据“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国家民族与中国古代之关系,通过考古实物、考古图像及相关语音和器形调查等综合研判,发现qobuz/qūpūz是一种吹奏乐器,与箜篌的拨弦乐器不同类。就箜篌的语源,笔者倾向于古代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9世纪就已经流行的卡农qanun/kanun,在流经地新疆维吾尔语（突厥语）中称为卡龙qalon。从器形来看,卡农琴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卧箜篌的原型,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由古波斯经新疆传入汉地,其槽体的制作材料逐渐改用竹子,槽体形状由梯形变为类似中国古代琴瑟的长方形。竖琴类箜篌harp,在古波斯叫坎克cang/cank,其发音也与“箜篌”较为接近,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而进入汉地的,其出现和兴盛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从传入时间来看,qanun/kanun应早于cang/cank,因此,qanun/kanun很可能是“箜篌”的最早语源。     

卧箜篌的兴亡探微

卧箜篌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弦鸣弹拨乐器——箜篌的一种，在宋代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国内外对于卧箜篌起源及发展的研究较为成熟，而缺少卧箜篌消亡原因的探究和系统性总结。立足国内外研究成果，采用文献调查法、分类法、比较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方法，一方面，提出卧箜篌的兴起时间尚不能肯定、需考古实证佐证的观点；另一方面，与朝鲜的玄琴相对比，从文献及考古材料出发，总结提出卧箜篌在中国消亡的原因，即宫廷的垄断、其他乐器的冲击和市井文化的兴起。并在此基础上，为传承传统文化提出了“民族交流、不断改进、加强重视”的建议。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     

汉代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影响

汉初少数民族乐舞《于阗乐》、《棹歌》、《箜篌引》以及《摩诃兜勒》等相继进入汉室宫廷。源于少数民族的鼓吹乐进入中原后,迅速成为重要的宫廷仪仗音乐和军旅音乐。而少数民族舞蹈更是风靡两汉,在宫廷和民间舞蹈中不乏其身影。进入中原的乐器胡笳、胡箜篌等经过发展融合,也均已成为汉代宫廷音乐及俗乐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对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洛姆纳的小房》的论战思想

《外国文学专刊》第二期刊出了拙译普希金长诗《科洛姆纳的小房》。这篇长诗被认为是普希金的一个“闷葫芦”,俄国人自己也承认很难理解,一直聚讼纷纭。为了给研究普希金的学者提供研究资料和帮助一般读者理解这篇长诗,谨从《苏联科学院学报·文学语言版》一九八○年第三期翻译了这篇专论。     

昌谷诗劄丛(续)

以美比美(上续本刊81年第4期)长吉作诗,颂美人事物,善用正衬法。《李凭箜篌引》赞美李凭箜篌乐艺精湛入神,云“梦入神山教神妪。”以《搜神记》所记箜篌能手成夫人和李凭箜篌技艺比美,正衬李凭乐艺的神妙高超。外集《听颖师琴歌》在形容颖师琴声之美以后,有云:“谁看挟剑赴长桥?谁看浸发题春竹?”前句写周处长桥赴水,挟剑与     

白居易《琵琶行》的艺术成就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一次因听了琵琶女的不幸身世而写成的有感之作。这是一首和他的《长恨歌》齐名的叙事兼抒情的长诗,是白居易“感伤诗”的代表作。《琵琶行》的抒情方法、摹声技巧、语言艺术三个方面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秦缶”考

一提起泰国的乐器,很自然地就会想到缶和筝。这是因为李斯曾在《谏逐客书》中写道:“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史记·李斯列传》)筝作为秦国独创的乐器,自古以来,众口一辞,已成定论。然而把缶也当作秦国首先使用的乐器,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缶本来不是乐器,而是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制造的一种陶容器,是用来盛水、酒或     

关于校园歌谣的思考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熟悉的诵唱,在耳边响起,感觉是那么亲切。这是二年级语文课上孩子们吟唱的一首童谣。古人认为,所谓“谣”也就是一种不用乐器伴奏的“徒歌”。——“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其声逍遥然也。”童谣也就     

词的格律及其它

词是“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引自王力《汉语诗律学》）。 词虽是诗的一种,但又不同于“旧体诗”。旧体诗特别是其中的“近体诗”格式只有那么几种,而词则不然,每一首词都有一个词调,每个词调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格式。每一个词调都有自己的名称,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词牌”,例如《如梦令》《水调歌头》《沁园春风》《西江月》《蝶恋花》等。随着词、曲分离,人们所作的词都同词牌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换句话说就是不用词牌的本义,如用《忆江南》词牌,其内容不一定就是对江南的回忆。因此,人们一般在词牌之外,另加一个词的题目。     

鲁迅写“梦”的艺术

“梦”,是科学家研究的一种生理、心理现象,但却和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大作家都喜欢写“梦”。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拜仑的长诗《唐璜》,歌德的《浮士德》,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中,写了不少绚丽多彩     

唐代文人谣刍议

文人谣是指文人创作而又自称为"谣"的诗歌。唐代文人谣是文人新乐府的一部分,是文人新乐府诗歌多种体式的一种。盛唐李白的《箜篌谣》和《庐山谣》,开创了中、晚唐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谣主题和风格,这两类文人谣分别对宋元以后的诗和词有直接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

近年来,借“科学”的名义和“伪科学”的棍子,以周易学、中医学等为切入点,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件屡屡发生,令人痛心。“科学”本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先哲们也在追求真理。与西方“科学”分科而学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对客观世界的研究特点为“整体而学”、“综合而学”,《周易》、《论语》、《道德经》、《黄帝内经》都可以做代表。西方的“分科而学”也好,中国的“整体”之学也好,都是追求真理的方式和手段,而不是真理本身。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禾子     

巴比伦的太阳神庙——海子的《太阳·七部书》

坚守浪漫主义的海子给我们的时代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优秀抒情短诗，但他创作的史诗性的长诗则更能代表他的风格和成就，研究海子，不能不研究他的长诗。海子的《太阳·七部书》大部分以诗剧方式写成，这里就有着多种声音，多重化身的因素，体现了前述悲剧矛盾的存在，海子以诗剧写史诗是他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这是一部天启宗教般的史诗，虽然贯穿全诗的不是一种“王”者的气魄，而更多的是一种天才的狂悖。     

鼓之简释

鼓,本义是击鼓,动词。也有人说：“鼓”的本义是一种乐器,名词。《诗经·唐风·山有枢》：“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前边的“鼓”是名词,一种打击乐器;后边的鼓是动词,击鼓,敲鼓。特指击鼓指挥,击鼓进军。《史记·项羽本纪》：“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古西,心举秦矣。”这种用法的“鼓‘可以活用为动词增加为动词,为……击鼓。《墨子·兼爱中》：“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意思是越王亲自为将士去击鼓使他们前进。引申为敲击 (乐器 ),弹奏。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再引申为夜间击鼓或敲击某…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 ,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 ,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 ,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 ,除儒家外 ,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 ,主张焚毁 ;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 ,主张废弃 ;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 ,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堪与《长恨歌》媲美的史诗——《秦妇吟》

关于《秦妇吟》的评价问题,胡国瑞先生《唐末诗坛鸟瞰》一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过评述: 一、《秦妇吟》,是一幅极为鲜明具体的唐末农民战争的真实图画,这首长诗描写了黄巢攻占长安尚未退出时的实况。诗人立场是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的。于是诗中出现了“贼”、“妖气”、“妖徒”、“狐精”、“鼠魅”等等咒骂之词,也对农民军在朝堂的活动极意讥     

评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

《高加索的俘虏》是普希金于1821年3月在南方流放时期完成的第一部新型浪漫主义长诗.这部长诗完成之后,在送审时遇到了不少麻烦.其中的有些诗句特别是表现了诗人反迫害和向往自由的诗句,如“献辞”中的“我很早就饱尝忧患,不断地受着迫害,我成了诽谤和愚蠢的报复的牺牲品;但是,我渴望自由的心却更加刚毅而坚定.”还有长诗第一部分中的“呵,自由!即使在这荒漠的世界上,他还得孤独地把你寻找”等,都受到了检查官们的曲解,窜改和删节.此外,长诗第二部分中的诗句:“命运之神,只给了她几个欢乐的夜晚.”检查官认为这是暗指夜间的情欲,将“夜晚”改成了“白天”,即“命运之神,只给了她几个欢乐     

对唐宋词的立体观照——评《唐宋词论稿》

杨海明同志的《唐宋词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是当前词学研究领域的一项新成果。它的开拓性,主要在于提供了对唐宋词立体观照的一种新范式。自宋以来,词学研究可分“词史之学”、“批评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声调之学”等门类。(参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载《词学季刊》1卷4号)《论稿》基本属于“批评之学”。而“批评之学”自宋代至清末民初,大都详于艺术形式方面的论述而略于词作的思想价值之分析,又着重于     

勃洛克及其长诗《十二个》浅议

亚历山大·勃洛克是十月革命后俄国诗坛的一颗巨星。长诗《十二个》是诗人创作的顶峰。它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也遭到一些误解和非难,后一种情况在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发表以后更为突出,至今无多大变化。对此,我们想谈一点肤浅看法。(一)一个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好》的第七章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勃洛克的俄罗斯正在沉没。”诗人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如有人就认为马雅可夫斯基“艺术地再现了勃洛克内心的两重性。对于勃洛克来说革命是高兴的事,也是悲哀的事,因为勃洛克本人所属的那个世界正在革命的汪洋大海中沉没。”几十年来,已形成一种观点,即马雅可夫斯基是为新俄罗斯文化奋斗的勇士,勃洛克则是旧俄罗斯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