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标准研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准确的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但是,学界以及国际国内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在用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很大困难。基于法律保护的方便,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确立分类标准,重新进行分类,这些分类能够有效地避免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存在的混乱和利益冲突问题。为此提出了三个标准,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市场化为标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习俗化为标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宗教化为标准。     

鄱阳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禀赋评价与保护利用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是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需要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涵,并对鄱阳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状况进行归纳梳理,分析其优势和不足.本文在对项目数量占比及类别分布情况分析基础上,通过网络搜索非遗项目关注数据、知网检索相关学术研究成果、非遗产品购买(欣赏)意向问卷调查等方式,对鄱阳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影响力进行研判,并得出评价性结论,提出了构建鄱阳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分类建档、层次联动和产业带动三种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

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入市场并进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只要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原来走市场的继续走市场,原来不曾走过市场的尽量不要走市场,而介乎于两者之间者在进入市场时如果能谨慎从事,通常都不会出现太大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可以说,"分别实施"是化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矛盾的有效手段.     

中国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研究

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构建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对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评审、管理以及传承发展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中国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稀少、归属不清、层次模糊等问题,本文在批判继承国内传统医药现有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复合型项目与单一型项目并存的现状,重构了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线性分类体系。     

“大兰州文化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特征

"大兰州文化圈"域内有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参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分类标准,对文化圈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梳理,准确把握它们的特征,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也是树立独特区域文化形象,实现区域文化繁荣的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几个问题

要想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按固有规律对其实施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保护好传承人是问题的关键.在处理"保护"与"经营"这对矛盾上,只要坚持历史上走市场的继续走市场、历史上不曾走市场的不要走市场、介乎两者之间的谨慎走市场的原则;在处理"保护"与"开发"这对矛盾上,只要秉承"保护"与"开发"可以"同时并举"、但务必"分别实施"的原则,通常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必须重申的是,我们可以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但万不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专门伺候GDP的婢女.此外,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学会既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发掘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维视角

法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已出台的地方立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认知,立法中也未有相应的设计。因而,需要明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以便今后在制定相应法律规范的立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科技创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日益紧密.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及全球进入资源匮乏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遭遇原料、技术、传播等方面的发展瓶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产品的信息化、科技化水平,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产品的竞争力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的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传承与保护,原因在于传承链条的脱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要探索其传承规律,摸索其有效传承途径.高校在传承与保护"非遗"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雄厚的教育资源和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以在"非遗"的保护过程中充当"演员"和"观众",从而使传承链条得以维系.同时非物质文化可以同高校校园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爱家的优良传统.本文通过探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与保护过程中的成功做法及存在问题,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一些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化建设——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重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化存贮、信息化的形式转换、信息化的传播、信息化建设的培训等四个方面,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信息化建设途径,很有现实意义。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信息化建设之中,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条重要渠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困境与突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列入了文化产业化的范畴。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中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载体的特殊性问题、产业链建设问题、产权与经营权问题等等。以建立"非遗"产业化选择标准评价体系为突破点,可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湟中县为例

本文对青海省湟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分布状况、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从青海民族文化多元化的角度,提出了保护和发展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     

非遗保护与利用的动态博弈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化的追求,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的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化追求的过程,也是与背离本真的认识和行为即失真进行斗争的过程.失真与本真斗争的焦点集中于传承人、文化空间以及传承人与文化空间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传承人及文化空间,这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上却常常出现背离本真的认识与行为.含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中主要表现为文化空间的本真传承与文化空间破坏或断层之间的搏弈.原生态民俗艺术,主要表现为传承人对传承艺术的本真化坚守,与损伤艺术品质的失真化演出之间的搏弈.这些搏弈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的阶段性搏弈,解决这些搏弈,一靠研究,二靠寻求积极有效的方法.每一个阶段性搏弈的解决,意味着另一个阶段性失真与本真较量的开始,每一次解决都是一次对失真的舍弃修正和对本真的更加深化.     

传承人诉讼与权利入市：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的私法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公法、行政作为角度加强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在法律实践意义上,提高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与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权利的流转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必须要解决三个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属性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救济层面,确立传承人诉讼和举证责任倒置,是保护权利的关键。     

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传承保护

对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上的分类研究非常必要,能够给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必须要突出传承性的“活态”保护,才能使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对于具体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来说具有本真性而对其他人来说具有共享性.对于这些文化属性的准确认识,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人类社会若干问题的有利条件.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共享的可能性的差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恰恰在于借助这个文化规律为人类社会寻求一个超越物质独占、消弭由之而造成的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纷争、并能推进人类文化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     

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进展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基于概念、价值属性、类型特征等基本认知,从保护和利用两个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是其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政府、个人、群体或民间组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人以及由人涉及的事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内容。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利用研究,则从其市场化利用和保护关系、市场化分类、评价问题三个方面进行。据此,学者们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本原则、基本模式、基本路径、基本对策和基于微观个案基础上的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论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以江西省域为个案的分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一统和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如何在地方开展有地方特点和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崭新课题.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定位与政府职能发挥的研究方面,学术界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出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大、样式多、历史悠久、特点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江西省为例,对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个案研究,从政策制定、价值维护、合作共赢、社会协调、职能整合、绩效评估、任务实施、信息化建设与资源筹集等九个方面,阐述我国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具体角色定位,从个案中管见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科学界定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角色作用,形成在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的政府主导与协调同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互动格局,无疑是探索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路的明智选择.     

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从国家战略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事关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因此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如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需要长期研究解决的问题。太阳花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化内涵的挖掘、“走出去”、多方位整合、打造产业共同体和建立扶贫车间等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结合的市场化发展提供了新模式和新路径,值得借鉴,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21世纪的民俗学开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缘

选定21世纪初这个重要时期,选定了传统人文学科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互结缘的契合点,展开对两者关系的解读,从而厘清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从理论到实践,简要地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定义、分类,直到对它的调查研究和实施保护,都是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有政治目标的、有政策策略明确指导的工作,与民俗学的本格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选择了民俗文化,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等同于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也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是民俗文化并不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可能取代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