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论汤显祖的戏剧观

作为晚明戏剧宗师的汤显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临川四梦》这份瑰丽的文学遗产，他的一些戏剧理论也是弥足宝贵的，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戏剧理论家。汤显祖大声疾呼“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在其剧作中沤歌了活泼泼的“真情”，鞭挞了“吃人”的封建礼教。汤强调创作要以“情”为主，没有真情实感就不要勉强创作，“世总为情”，而”情生诗歌”；他尤其注重作品的内容：“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蔑视形式的外在束缚；他还清醒地看到了戏剧的社会教化作用，大胆自觉地以“情”抗“理”。因此汤显祖的戏剧观点应引起重视。     

明清小说批评中“情理”观的流变分析

情与理是我国明清小说批评中占重要地位的一对批评用语。明代初期,瞿佑等批评们家的“情理”观念是“理”字当先,占绝对优势地位;明代中期至晚期,汤显祖、冯梦龙等主张以情反理,“情”至高无上;明末清初时期,人们的“情理”观念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以天花藏主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批评家主张情理合一,二是出现了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三大评点家,赋予“情理”新涵义;清代前中期,脂砚斋等批评家们的“情理”观更加符合小说的艺术规律,达到了“青出于蓝”的程度。     

汤显祖笔下的“情”

本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分析了汤显祖关于“情”的见解和认识，以及表现在其创作中的“情”的本质和内涵，并评述了汤显祖写“情”的思想和创作实践正是当时崇情反理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朝鲜诗人李德懋诗学观：情感论

对于诗歌的本质，历来有“言志”与“缘情”二说。李德懋针对李朝文坛只标谤“理”而否定“情”的倾向，通过阐析诗歌创作的情感（真情、怨愤之情）心态、流程、特性以及诗歌的创作、欣赏规律，揭示出了情感（融“理”）的真诚发露能够成为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所在，纠正了当时偏向的情理关系。     

汤显祖“唯情说”的美学内涵

汤显祖系晚明之文学家,亦为文学思想家、其文艺思想之核心即“唯情说”.汤显祖之美学思想因“情”而成立.虽然显祖之思想是在泰州学派、道教与排宗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他和其它思想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美学思想的主旨和核心是“情”.显祖     

《牡丹亭》情与理的冲突融合

汤显祖是我国16世纪伟大的戏剧家。其人生经历了激情与消沉、梦幻与现实的思想矛盾。他在推崇传统道德的同时，又幻想构建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伦理典范，这在他的代表作《牡丹亭》中，表现为人物于情、理之中的变化。通过分析《牡丹亭》人物由“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变为融合为一的原因。以求探究汤显祖的创作思想的复杂性。     

汤显祖美学思想之新探

汤显祖的美学思想以“情”为主要审美范畴，展示出晚明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特色，但是汤显祖美学思想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中和以及兼济天下的美学追求。他倡导的“情”是把儒家的“志”统一于“情”的范畴之中的，形成了完整的“情”本质体系。汤显祖在文艺创作论、艺术功能论和《牡丹亭》艺术形象塑造等美学相关问题上均反映出儒家中和的美学理想以及“情”“志”统一的“情”本质论立场。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论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成就

汤显祖在其政治改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他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 ,强调人才的作为要受历史客观趋势的制约 ,但个人的历史活动不应被动地听任社会事势的左右 ,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应重视其主观动机。他还十分重视史书的编纂和文献的整理 ,曾校订《册府元龟》 ,又重编《宋史》 ,特别反对正史中立道学传 ,这对清初修《明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宋史》的诸多改编 ,则是他的情理兼顾主张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反映     

光照临川笔 春分庾岭梅——解读古南安“牡丹亭”的遗迹

汤显祖途经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余县)时,听到了一个非常动人、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后来就写出了千古名剧《牡丹亭》。《牡丹亭》奠定了汤显祖“东方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同时,汤显祖在大余的一段传奇经历和剧作《牡丹亭》,在大余衍生出了一系列景点名胜。     

汤显祖《临川四梦》曲牌、用韵、方言新探

通过文本实证方法,对《临川四梦》进行曲牌、用韵、方言等方面的实例考证,把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同时还原到晚明传奇创作的历史大环境和汤显祖归家后的赣东民间演剧小环境中,改变曲界只从理论上抽象讨论汤显祖传奇所谓曲牌失律、用韵庞杂、忽用乡音等思路,以期对汤显祖传奇的所谓失律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长生殿》主题的初步解读

清初洪升创作的《长生殿》 ,是中国古典戏剧名著 ,但对其主题却说法不一。虽然古典文学界目前大多承认了这个剧本的爱情主题 ,但仅此还是不够的 ,《长生殿》的真正主题是宣扬具有启蒙思想色彩的“至情”说 ,此说是对汤显祖思想的继承     

汤显祖佚文《候掌科刘公启》考略

康熙甲子刻本《听嘤堂仕林启隽》中收有汤显祖作的《候掌科刘公启》一文,经寻绎辨析确定为新发现的汤氏佚文。该尺牍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全面考察汤显祖四六尺牍的艺术特征,对于深入了解汤氏的生平经历、交游活动与思想变化裨有所益,值得我们珍视。     

汤显祖"情本体"文艺美学思想略论

作为中国明代著名的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认为,情感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应该任其自然抒发和表现.同时,情感也是艺术产生的根源,只有在艺术中,情才能得以很好地抒发和表现.因此,"情本体"论是汤显祖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体系.     

汤显祖情至论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六经“贵生”、“深情”、“爱人”之“道心”几绝而大义不尽明的根本原因,是汉儒、宋儒牵合拟附之罪造成的。汤显祖的“道心”、“深情”说与朱熹的“道心”、“人心”说是大相悖谬的。根源在汤氏讲道气,而朱子讲理气;汤氏言情至、至情(即朱子所说的“形下之私”),朱子却言性命之正;朱子道心人心截然两分,汤氏则道心至情(人心)两相涵咏;朱子是人心听命于道心,汤氏却是道心具含至情(人心)。     

浅析唐传奇梦幻手法在汤显祖“四梦”中的运用

梦作为人表达愿望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之一,自古以来,被作家们以各种方式借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临川四梦"也是如此,同样表达了汤显祖的艺术追求。他在借鉴唐传奇的梦幻手法时,能继承并创新,将那些与自身情感相关的事物入梦,在梦中演绎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使得艺术创作与梦紧紧地连在一起。     

隐而不退的叙述者——从叙事视角的转换看汤显祖戏剧的改编艺术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八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