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租界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述评

为了保障以纳税人为主体的公众利益,保护各自主权和区域利益,促进租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近代上海租界创立了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该制度对专营企业日常运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专营权的期限和终止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通过专营权管理,体现了租界当局一系列现代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的新理念.     

近代城市公共交通与市民生活:1908-1937年的上海

1908年3月5日,随着公共租界的1路有轨电车开始在静安寺与外滩上海总会间正式运营,标志着与近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公共交通方式在上海诞生.以轿子、黄包车、马车等为代表的传统的个体交通工具开始逐渐为电车、公共汽车等现代化、社会化、大众化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代替.公共交通方式的这种转变,不仅是单纯生产力意义上的变革,更对市民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新生活·新观念·新名词——以近代上海城市用语变迁为考察线索

中国近代的口岸城市,在城市规模、城市形态、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受外来文化影响甚深。人们在城市化、近代化过程中,逐渐由乡民转变为市民,在日常生活、社会心态、大众心理、思维认知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些变化在日常用语中有着生动的体现。随着大量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流入与传播,中国固有的城市用语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批新的城市用语出现并流行开来。新的城市用语的形成,反过来又对城市及其文化的发展变化带来一定影响。大量新的词汇进入人们日常语言交流中,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时尚与流行,一些词汇沿用至今,成了汉语的新元素。作为口岸城市的代表,近代上海的城市用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些用语随着上海本身的辐射效应,有的扩散到中国其他城市,继而深刻影响了其他城市和地区城市用语的更新和变化,上海也因之成为了传播新的城市用语的集散地。     

浅谈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事故及其对策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社会各种活动的动脉,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秩序稳定及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设与管理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事业迅猛发展,但伴随而来的公共交通事故也大幅度地上升了,给国家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给受害人及亲属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给社会     

帮会性质与历史影响的新探讨——“帮会与近代上海”研讨会综述

1993年8月23日至25日,“帮会与近代上海”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者围绕近代上海这个多功能的国际大都市,对帮会与上海近代社会、上海帮会与民国政治、旧上海帮会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讨。与会者对帮会在近代上海崛起的原因、作用和性质作了全面的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上海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缩影。另一种意见认为,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是帮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上海因其优越的经济、地理等条件,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着力经营之所在,故特别适宜帮会的形成。另外,与会者就帮会形成、发展与近代上海的贩运鸦片、私盐,烟     

口岸城市与农村经济演变——以近代上海和长江三角洲为中心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其内外贸易、近代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城市经济主干部分的较快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的演进,促使后者的生产内容、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等发生相应的变革,上海与这一地区彼此间城乡经济的联系和互动,也因此日趋紧密.     

旧上海娼妓制度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

在称之为传播西方文明窗口的近代上海,娼妓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几乎与这个城市的近代化并驾齐驱,乃至以上海特产闻名全国的四马路野鸡、长三堂子在近代上海社会史和妇女生活史上写下了可耻又可怖的一页。娼妓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妇女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今天探究一下旧上海娼妓制度发展的原因及特点,对遏制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有一定的启示。     

论苏州早期近代工业的先天不足——以上海工业近代化为比较

鸦片战争后,中外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逐渐为部分开明官僚和知识分子认知,发展近代工业,以对外御侮、对内震慑,走入了历史进程。作为新兴口岸城市代表的上海和作为江南传统都会城市代表的苏州,先后迈出了近代机器工业的艰难步伐,但是发展的结果却有天渊之别。本文以近代上海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为比照,检视苏州早期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道路。     

浅析近代上海摊贩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近代上海摊贩人数众多,行业分布广泛。作为一种古老的商品交易形式,摊贩之所以能在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的近代上海继续存在和发展决非偶然,首先,城市人口的增多和市民消费水平的多层次化为摊贩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强化,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摊贩队伍的扩大。第三,开埠以后"重商主义"价值观念的驱使,也是近代摊贩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观原因。     

生成与生存:城市化背景下的山东城市下层社会述论(1912-1937)

近代山东城市社会下层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它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会结构剧烈分化和重组的结果。近代山东城市社会下层主要由四个群体组成,他们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处境悲惨,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目前农村干群矛盾的表现成因与对策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干群矛盾尤为突出。农村干群矛盾广泛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现行体制和政策是该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干群自身素质问题和舆论导向问题也是重要原因。化解农村干群矛盾,需要理顺各方面关系,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对干群思想和行为运行双向约束。     

转型阶段的农村非正式制度研究

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制度 ,社会对它需求的数量与结构是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结构的类型所决定的 ,非正式制度在整个制度结构中的比例及作用的大小 ,也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结构的类型所决定。现阶段 ,对中国农村制度需求环境的基本判断是经济与社会均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 ,因而非正式制度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应重视其作用的发挥 ,并完善其实施主体即村民委员会 ,推动村民自治的进程。     

中国古代公法的特征及成因透视

中国古代公法以人治精神为内核,以伦理原则为指导并显现着泛刑事化的外部特征。中国古代公法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形成中国古代公法独有特征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     

中国社会政策框架特征与社会工作发展战略

中国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导致社会福利社会化政策出台,深刻改变了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推动了社会福利制度创新与理论创新。经济市场化、福利社会化和社会现代化背景促使社会政策框架形成,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初露端倪,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教育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对中国非公有经济性质的再思考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等4个新的提法,表明我党对传统所有制理论实现了重要的突破。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经济的性质有何区别,如何理解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怎样看待当前非公有经济中的各种消极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促进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反垄断规制

城市公共交通是政府规制的特殊行业,其运营中的非法垄断对行业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有一定的危害.由于现行规制政策排斥竞争政策的运用,不仅缺乏针对性的反垄断立法,规制目标和规制手段也普遍缺乏反垄断的考量.因此,亟待结合国情和行业特点,制定包括反垄断内容在内的行业规制法,并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和完善反垄断司法救济等举措,用反垄断规制实现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干预体系的重构.     

关于促进河北交通运输业科学发展的思考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又是引领发展的先导性产业.在现代经济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中,交通运输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服务和先导作用.河北省交通运输业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基础上统一规划,多元并进,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近代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抗战前的“首都”南京

1937年抗战前,“首都”南京公共交通与城市生活方式互相挽进、互相推演.既如此,以公共交通与生活空间、日常流动、时间观念和市民意识等城市生活方式的各方面交互联系,来管窥两者间的交相为用,进而检视南京城市自近代向现代嬗变的真实场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法治机制建设应适应后工业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社会风险和治理难度都空前加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采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制度模式,该制度模式将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承担与治理逻辑内嵌于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构建领导中心与协商共治的多元主体结构,有序合理地将社会治理资源实现高效精准配置,同时将法治原则与实体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内涵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共治体系结构中,实现对权力运行的有效规范和对权利实现的全方位保障。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