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略论司马光的哲学思想

司马光(公元1019年——1086年),字君实,宋代陕州夏县人(今山西省夏县),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政论家、哲学家。司马光的哲学著作较多,在他的文集里除收有《迂书》、《原命》、《说玄》、《致知在格物论》、《中和论》等专著外,对杨雄的著作《太玄》、《法言》等注解或集注,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司马光的哲学思想。现分别加以论述。     

王阳明的格物论及其与朱子的区别——兼谈陆王工夫论的差异

朱子直接根据《大学》的文本主张“致知在格物”,阳明则基于孟子有关本心的思想重新诠释《大学》,主张致知以格物。在朱子处,格物属于知而不是行,是本心之知主导意识的前提。阳明所说格物则以本心之知为前提,是对本心之知的落实,已不仅是知而且是行。从工夫阶次的角度来看,格物在阳明这里主要有两种含义,即为善去恶与勉然去欲。含义一通贯勉然与自然两层工夫,含义二则主要指第一层的工夫。与阳明不同,象山否定勉然的积极作用,主张工夫直接从自然入手,阳明批评其扩大了自然做工夫的适用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后学中包括王龙溪、王塘南等在内的不少人并非接近于阳明反而接近于象山。     

折衷朱王 去短合长——高攀龙格物思想平议

高攀龙论学特重格物,主张"学必由格物而入"。他痛感王学末流提倡"无善无恶"而带来的是非善恶混乱颠倒的学风世弊,重申程朱格物之旨,兼采阳明学致知之义,提出了独特的格物思想: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申明是非于天下;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由物格而知致,止于至善。其特点是明善而不著,格物以知本,认为致知必由格物而著实,一草一木之理亦所当格,意在折衷朱、王,去两短而合两长。     

郝浴思想三论

郝浴的思想十分丰富,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曾经对理学进行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且颇有心得;二是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他找到了由二程上溯孟子的门径,并且依此门径刻苦钻研《孟子》及《二程遗书》;三是以天下为己任,以"致知格物"为思想核心和立身之本。     

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

基于理气合而生物却理本气末的本体构架和审视维度,朱熹认为,命有两种——一为理命,一为气命;性分双重——一是体现理的天命之性,一是体现气的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天理至善、气质有恶的价值旨趣,朱熹要求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命和性时张扬天理之善、去除气质之恶,致使“去人欲,存天理”成为其人命论和人性论的共同归宿。其实,朱熹的安身立命之方和“去人欲,存天理”的宗旨落到实处都是尽心、格物和致知。     

先秦认识论视域中的格物问题

《大学》中的格物概念尽管与古代宗教中"德能致物"的说法有其历史渊源关系,却也有重要差异,它已经不是古代宗教中的思想而属于战国时期的认识论的领域。本文从先秦认识论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思想史上众说纷纭的格物概念,并依次分析了格物概念中所包含的接物、感通和度量等不同义项。     

论李珥的格物致知思想

:朱子以《大学》确立其实践工夫理论 ,自“格物穷理”下手以求“致知”之完成。其理论虽同于伊川之宗旨 ,但立论更为完备 ,且特别强调内外并进之过程。在李珥哲学系统里格物论是其修养论之先行工夫。他的格物论大抵承袭了朱子之学。但在格物方法上 ,比朱子更为重视明道的体认方法和孟子的“存心”之道 ,而且还十分强调后者     

《温公易说》探佚

司马光以政治业绩和史学成就著称于世,同时在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潜虚》,注《太玄》,解说《周易》,阐发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在北宋时自成一家,后世史家称为“涑水之学”。司马光的这几部著作,是研究宋代学术思想史和他本人思想的重要资料。不幸的是,司马光的《易》学研究著作《温公易说》,曾经亡佚了相当长时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由《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个辑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一笔者近整理该书,查阅有关文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意在为统治者“资治”,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他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主张古今之道不变,借此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要求君主取是而舍非;他重人而轻天,注重分析前朝人物品德,区分君之明暗、臣之贤恶,希图法善而戒恶;他编写史书,专供君主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略论司马光的《潜虚》

一司马光(1019—1086)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著名历史学家。他原籍是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涞水乡人,世称涞水先生,《宋元学案》专立了《涞水学案》。但他久居洛阳,绝大部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是在这里进行的。 司马光退居洛阳期间,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活动。他和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并称北宋道学“六先生”。后因“涞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宋元学案·卷首序录》),才除去司马光,只称北宋五子。但是,不管是六先生或是五子,都不能排除北宋道学之兴是和司马光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司马光是旧党首领,其他人在政界都没有他的影响大。司马光居洛十五年中,除了编修成著名的《资治通鉴》之外,还从事哲学方面的研究,写作了《易说》、《注系辞》、《注老子道德经》、《注太玄经》、《注杨子》和《潜虚》等著作,对道学之兴有一定的作用。道学是反对“荆公新学”的产物,司马光是反对新学的支柱,道学家只有得到他的支持才能扩大影响。司马光居洛阳期间,程颢也贬居在此,富弼、文彦博、吕公著、程颐、邵雍等人也都在洛阳,他们时常优游际会,论道议政,司马光被称为“真宰相”。他们不仅要直接反对新政,而且也要从理论上攻击新学。这就使得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了共同的基础。了解这一背景,对我们理解《潜虚     

论《中庸》的“中”与“和” 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

本文准备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庸》的“中”与“和”,一个是《大学》的“格物”与“致知”。“中”与“和”实际讲的是工作方法问题,“格物”与“致知”讲的是知识来源问题。讲到工作方法问题,可以说有千万条,但是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条是“中”,一条是“和”。“中”在正常情况下应用,比较好懂,有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和”在特殊情况下应用,就不大好懂,必须用许多话才能说明白。“中’与“和”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中卓有成效的两种工作方法,《中庸》一书举以示人,十分宝贵。可惜被朱熹作《四书注》给解释错了,迷惑后人六七…     

对朱熹认识论的几点分析

对于朱熹认识论的评价,历来贬多褒少,往往将它同其整个哲学体系同等看待,冠之以唯心论了事。其实朱熹的认识论并非糟粕一堆,而是瑕瑜互见,唯物论辩证法与唯心论形而上学互相交织,呈现着极为矛盾的状况,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具体分析。首先,关于认识的出发点,朱熹提出了“致知说”。朱熹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大学章句·补格物传》)这里的“知”,是指人的天赋知识、先天固有的良知良能。正如他解释的:“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要当极其至耳。”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他者”的缺失:从《坛经》看禅宗衰落原因

从“他者”的角度,在比较禅宗和犹太教的基础上探讨《坛经》,揭示禅宗衰落的原因。“见性成佛”,撇开了佛祖这个“他者”的介入,导致操作上的“大而无当”和“无相戒”的盗用。“无善无恶”、“无人我”等思想,注重的是个人的解脱,不关注“他人”和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导致社会基础的削弱。     

王充“效验”论浅析

王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的效验论上。今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剖析王充的认识论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本文试就这个方面作一简单剖析。哲学上两种认识论——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之间长期斗争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关于认识的起源和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早在我国“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孔墨显学”之争。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并以所谓“正名”论(《论语·子路》)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代表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一派。而墨家的认识论,则以客观存在的世界为认识对象,以人们的感官为认识工具,从“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无”(《墨子·明鬼下》)和“非以其名、亦     

漫议“格物致知”学说之中外古今命运

一中国人的知行统一、行高于知的积极进取精神,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探究并利用世界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格物致知”之学。为具体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以人的理性认识把握客观世界,提供了实证的工具或方法。早在古老典籍《大学》中,就提出了“格物致知”之说。《大学》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意思是说,要获得知识,就须探究事物;探究事物之后,该事物的知识就到手了。显然,“格物致知”是一个深刻的认识论命题,含有丰富的理论意义。但《大学》仅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没有作出充分解释,宋明     

《大学》之道与孟荀义理

《大学》一文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文献,是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深刻总结。《大学》与孟子、荀子的义理关系非常密切,从孟子、苟子的学说入手阐发《大学》的义理是很必要的。《大学》的八目中诚意、正心这一正德路向体现了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格物、致知这一求知路向体现了对荀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大学》八目由内而外,层层演进,是合内外之道,是对二者学说的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