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

<正>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指示,搞好我省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山东省教育厅于十一月二日至五日在济南召开了全省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会议。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专家、教授,学者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代表、省直有关部门、单位的负责人等八十多人     

古籍整理与精神文明建设

古籍整理是任何一个古代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吸收传统优秀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发展民族新文化的一项重要事业。对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尤其重要和迫切。从孔子删定《诗》《书》,系统整理儒家文献至今,也已两千多年了。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古籍整理与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曾多次过问并做过重要指示,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文字训诂与古籍整理举隅

古籍整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文字训诂是进行古籍整理的基本功。用训诂方法整理古籍可以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订补出土文献释文之误;第二,订补传世训诂材料之误;第三,补充前贤时修释义之缺。     

论传统书目提要的建构与特征

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现代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加强的一项工作。本文准备从历史和形态两个方面研究其建构,并阐述书目提要作为目录学著作的几个典型特征,力求对今人从事古籍整理编纂书目提要有所帮助。一、传统书目提要的历史建构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很丰富,目录学著作形式多种多样。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虽然书目提要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历代目录学家的一致努力下,书目提要一直是目录学的主体。（一）书目提要创始于汉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典籍,撰写《七略》和《别录》。这两部书早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现…     

古籍整理研究的入门之作简评胡渐逵著《古籍整理释例》

古籍整理研究的入门之作简评胡渐逵著《古籍整理释例》华唐近几年来，随着国学研究的勃兴，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再次成为图书市场上的一个热点。古籍在出版界的意外受宠，一方面固然是“国学热”的社会现实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出版商基于市场导向的推波助澜所致。因此，与...     

古籍整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

近年来 ,学术“造假”和“打假”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状况现已蔓延到了古籍整理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十三经注疏》(整理本 )获“国家图书奖”第五届提名奖名不符实 ,其中由浦卫忠整理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 ,我们认为古籍整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     

古籍整理：信息开发与反馈处理——评王仲镛先生《唐诗纪事校笺》

一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显示了相当可观的实绩。而一大批重要典籍的重新整理与出版,既是这些丰硕成果的表现形态,更是它们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古籍整理,真善美三原则同样适用,旨在服务于不同课题、不同层次的学术研究。从一个角度上说,古籍整理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整理者的学植修养的厚薄。眼界的宽窄,直接关系到典籍整理的水平及其可供参考利用的价值。因此,整理者必须长期沉潜钻研该书,对该学术领域的有关信息了然于心,又能综观全局,就成为一项成功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近年来,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的几种古籍整理著作,如周勋初先生的《唐语林校证》(上下册,中华书局1987     

一部确有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

最近看到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定钱大昕全集》(全十册),极为欣慰,感到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定程度地改变了近些年来古籍整理有所滑坡的状况。我真想大喊:我们新时代的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有新的起色,有新的希望了!钱大昕是清代第一流的大学问家,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学问家,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并以陈垣之“精思博识”与钱大昕相比。钱大昕治学精,著述宏富,经史子集,各部都有。这就增加当今整理工作的难度,而扬州大学陈文和先生等潜研于书斋,超然于世俗,不畏艰辛,迎难而上,这就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学术奉献精神。整理者首先…     

漫议世纪交替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及趋势

２０世纪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到九十年代以后，形成了一个高峰，所整理出版的典籍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本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然而，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有序和富于理性。概括地说，传统文化典籍类图书整理出版呈现出几个令人注目的亮点： 一、泰坦尼克式的大书正撞向市场萎缩的冰山 做大书，求大求全，这种趋势是九十年代来古籍整理和出版中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且还有继续发展的势头，似乎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正进入航空母舰时代。从《传世藏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     

儒经义疏名义、体式考正

文章通过考察"义疏"字义演变,得名缘由及历代儒经义疏体式特点,对目前学界对于"义疏"的一些看法做出了辩正.文章指出,"义疏"复合"义""疏"二字而成,各字取义不同,"义疏"名义因此有别,同时,由此名义之下,亦存在着彼此相关但相互区别的三种不同体式.     

从古籍整理想到训诂科学

古籍整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不论阅读、研究或使用古籍语句说明或证明某些问题,首先要正确理解书中原文原意。由于汉语在发展中形成的古今方国差异,阅读古书往往会遇到一些疑难词句。古籍整理者对这些疑难词句的注解,必然会影响它的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体会和运用。因此,正确地解决古籍疑难词句遂成了时代交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提高“训     

儒经义疏名义、体式考正

文章通过考察“义疏”字义演变，得名缘由及历代儒经义疏体式特点，对目前学界对于“义疏”的一些看法做出了辩正。文章指出，“义疏”复合“义”“疏”二字而成，各字取义不同，“义疏”名义因此有别，同时，由此名义之下，亦存在着彼此相关但相互区别的三种不同体式。     

九省、市、自治区回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协作小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来自甘肃、青海、新疆、北京、云南、河南、河北、山东和宁夏等九省、市、自治区的二十一位代表,会聚银川,参加了九省、市、自治区回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协作小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继1985年年底北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会议之后,由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牵头,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召开的。与会代表在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导下,对有关回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等问题,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涉及到省、     

中国“东方学”的古代资源

中国历代拥有丰富的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史料，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了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大量记载。此外还有历代边吏、使臣、僧人、商人、航海家或学者，记述他们出使或游历周边地区时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各自的目的、视角不同，但都对后人了解考察东方各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历代与东方相关典籍之整理和利用，最早体现在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而敕命撰修的政事史学型类书。20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从校释整理古代丰富的东方文献而开始“东方学”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和向达发起整理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依托于这些古代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西交通史、宗教传播学、西域学、敦煌学、西夏学、南洋研究、西域南海史地学和丝路学等。     

试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中的若干问题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编辑、出版工作经过24年的发展，亟需加强学科理论等方面的建设，以利于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古籍辨伪私议——有关古籍整理研究的若干问题之四

每个古籍整理工作者必须认真对待、熟练掌握辨别古书真伪的知识。因为一切古籍都有与历史交扼的现象,不了解这些交扼则其真伪时时相干扰,然则读误书伪书既毫无意义,而整理误书伪书更是加重罪恶,对文化是一种诬蔑,所以辨伪成了自古以来便为学术界重视的事。自向、歆父子至颜之推,到宋以后的王柏、郑樵、王应麟、高似孙、陈振孙、杨慎、胡应麟等人尤善为之。清人全祖望、阎若璩、万斯大、斯同兄弟、黄宗羲、顾亭林、姚际恒、章学诚、王鸣盛、钱大昕、俞正燮等人都各有著作,直到现代不衰。     

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概览(之二)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古籍研究所是1983年经国家教育部直接批准成立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是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研究机构之一。其前身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二十四史标点组,承担了“廿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典籍的校勘和标点工作。建所以来,在徐震垮、程俊英等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治学向以学风严谨著称,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2001年在学校院系结构调整中,古籍研究所归属人文学院,并被定位为独立的实体研究所。古籍研究所现有专职教职人员十八人,其中教授七名,含博士生导师六名;副教授九名,含硕士研究生导师八名;讲师两名。另聘有校外兼职教授四名。设有古代文学、史学典籍、古代教育、古代科技史和版本目录学等五个研究室。根据学校整体规划,结合古籍研究所的历史和现状,古籍研究所的学科建设发展以朱予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和特色,兼及唐宋文史类古代文献、版本目录学、教育史、古代科技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古籍研究所是我校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所在单位,并参与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建设。承担高层次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专门人才的培养任务,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高校、科研和新闻出版等单位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科研工作]古籍研究所充分利用自身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优势,承接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和全国高校古委会的重点项目《朱子全书》的整理工作,历经十个春秋,已于2003年顺利出版。该书为有史以来最为完整地将朱熹的所有著作,包括各种轶文,精校精勘,精心标点,呈现在读者面前。朱熹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朱子全书》的正式出版,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朱子全书》出版以来,已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国家新闻出版署古籍整理类图书一等奖、上海暂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七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荣誉奖等奖项。《朱子全书》的出版,成为古籍研究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品牌”,为古籍研究所学科建设发展赢得了重要学术资源,也为学校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历年来,古籍研究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其他科研成果还分别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等奖等多种奖项。2005年,古籍研究所科研人员共计出版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十二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南朝文人五言诗歌体式的走向与定位

南朝时期,五言诗的写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人五言诗歌篇制在模拟、创新乐府歌诗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趋短之势,最终定位在了五言四句与五言八句两种最基本诗歌体式上,这也正是唐代五律最基本的诗歌体式。"吴声西曲"、"梁鼓角横吹曲"是南朝文人五言诗四句体式的最直接根源,而五言八句体式的普遍采用则出于南朝文人对诗歌体式更为自觉的审美思考。     

黎族古籍整理及黎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和介绍黎族古籍整理、黎学研究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绩,并展望其新的发展。     

整理古籍中存在的问题

整理古籍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和不可缺少的科研工作。但从已出版的一些经过整理的古籍和引阅古籍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造成用读上的误解和困难,影响对古籍的研究和应用。兹就平日读书所见,分别举例如下,希能引起出版界和古籍整理工作者的重视,以提高古籍出版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