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N还N"构式探析

本文从构式语法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比N还N"的构式义、结构特点、形成机制以及其中N的特点,即只有描述性义素非常强的名词才可以进入该构武,如"绅士".这种凸显的描述性义素在一般语境中都很容易为人们理解,很容易被分离出来,只凸显关涉性义素而描述性义素很弱的名词则不能进入该构式.文章运用"语法的动态观"对副词"还"修饰名词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最后对该构式的修辞效果和修辞手段进行了探讨.     

中古汉语副词"故"探微

中古汉语副词“故”的用法比较复杂 ,既可表示肯定、测度等语气 ,还可表示“本来”、“特地”、“仍然”等情状方式。由于其本身所负载的非副词义项过多 ,副词义项的组合功能又不强 ,所以整个使用频率都偏低 ,而且个义项的发展不平衡     

时间副词“刚”的语义演变

现代汉语副词"刚"由形容词"刚"虚化而来,形容词"刚"自隋代通过语法位置的改变变为副词,并由方式副词"硬"演变为语气副词"偏偏;"元代出现"勉强"义,此义常与数量结构连用,又逐渐发展为量小义,而后由事物量小隐喻为时间量小,最终发展为近过去时的"刚刚"义。"量小"义、"勉强"义和"近过去时"义三者间的联系由不同语言词汇所证实。限定副词,应区分"排他"义和"量小"义,语言事实支持这种区分,区分后才能更清晰地解释相关义项间的语义关系。     

“也罢”的来源及语法化过程

"也罢"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语气助词.在对"也罢"功能描写的基础上,提出语气助词"也罢"的来源及语法演变的动因和机制:"也罢"来源于副词"也"和动词"罢"的组合形式;由"NP+也罢"到"VP+也罢"的变化是其语法化的动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及对语境义的吸收促成了"也罢"的功能扩展.     

"田祖""田畯"考

"田祖"与"田畯"多次出现在<诗经>和<周礼>中,古今学者多认为田祖是先啬、神农,田畯是后稷.然而,根据周代祭礼的种类和祭祀的严格等级制度,田祖应是<山海经>中的叔均.从"畯"的字形来看,甲骨文和古金文从允,允象人著高冠之形,而人带着高帽子应与官职有关.由此推知,"田畯"最初是人名,是一个种田能手,后被选为田官.再结合周代礼乐制度中有关祭祀时让尸高兴,尸出入时演奏的音乐和职官可担任尸的情况,可知,在祭祀田祖叔均时,作为田官的田畯临时充当为田祖的尸.     

时间副词“顿时”的词汇化历程及其动因

“顿时”是现代汉语中表“短时义”的时间副词,目前学界关于“顿时”的研究主要是结合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从共时平面探讨“顿时”的语义内涵、句法特征和语用环境,本文拟从历时的层面分析“顿时”一词的词汇化历程,并结合单音时间副词“顿”的虚化探讨其演变动因.     

EXPLOITATION可以译成"剥削"——与杨彬先生商榷

<将EXPLOITATION译成"剥削"质疑>一文认为把EXPLOITATION一词译成"剥削"是扭曲了词义,应该译成"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这是不对的.其实,在英语中EXPLOITA-TION有"剥削"之义,可以译成"剥削".汉语中的"剥削"概念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与EXPLOITATION的翻译无关.     

《春秋左传》"以为"结构分析

文章从汉语史的角度 ,分析了复音动词“以为”由“A以为B”到“以A为B”再到“以为AB”发展的轨迹 ,进而得出《春秋左传》中的“以”和“为”合用还未普遍具有动词“认为”义 ,只能看作是“以A为B”的兼语省略式     

程度补语句"V/A煞"式的来源及其演变

汉魏以来,由动词虚化而来的程度副词"煞",首先充当补语,构成了"V/A煞"式程度补语句.程度补语句"V/A煞"式从汉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其中唐、宋、元、明时期是"V/A煞"式程度补语句使用频率较高的时期.唐宋以后出现少量程度副词"煞"构成的状中式,元明时期仍很少见到程度副词"煞"构成的状中式,这说明程度副词"煞"构成的状中式一直没有发展.清代至现代,程度副词"煞"一般也不充当状语,只作为构词语素构成词或者熟语.     

《型世言》程度副词句法语义分析

《型世言》中的程度副词与现代汉语程度副词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型世言》中的语言事实说明,不同的共时平面,程度副词的组合功能是不一样的。程度副词主要修饰谓语,做状语是它普遍的、经常的用法。还有一些可以做补语,其中共有“极、之极、甚、异常、不胜”5个程度副词。《型世言》中有少数程度副词如“极、更、越、一发、何等”有时可以异位位于整个谓语结构前,而不紧附在它所修饰的词语前。异位不只是为了使程度副词在行文中显得突出,同时也为了加强语气。《型世言》中程度副词的这种用法和近代汉语定中结构的定语和中心成分之间可以不加结构助词的语法规律是一致的。重视这些语法现象并把它们之间的不同揭示出来,对近代汉语程度副词以及整个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