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二程对佛、道的批判和汲取——兼论对鬼神说的批判和让步

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以儒为统”,兼采佛、道,熔三教于一炉。作为理学的主要奠基者,程颢、程颐兄弟在创立理学体系的过程中,明显地利用了大量的佛、道两家的思想资料,使其成为理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他们又认为佛老宣扬的某些观点和封建伦理有忤,任其发展对维护封建统治不利,故而他们对佛、老也有所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多出于维护封建伦理之目的,然而其中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二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陈确与张履祥《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陈确著有<大学辨>,并与同门张履祥就<大学>真伪论辩多年.探析他们论辩的具体过程及其学术趋向与观点差异,可以看出二人在清初学术转型之中,出于对师说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学术分歧.陈确趋向于陆王心学而其<大学辨>以考证方法解决义理问题,体现了清初学术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型;张履祥趋向于程朱理学而以躬行践履著称,其尊朱黜王思想对康熙朝理学有较大的影响.     

论王应麟的学术渊源

王应麟为宋末一代大儒,了解其学术渊源对我们把握王应麟的整体学术情况及宋末理学发展极为必要.本文论述王应麟的学术渊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详细分析前人之观点,指出其得失;二是在全面考察王应麟的学术著作及其文集的基础上,从师承、思想及学术特点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王应麟的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吕祖谦,同时又兼综各家之说.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会通汉宋——郑珍、莫友芝学术渊源考

郑珍、莫友芝的学术思想,根基是程朱理学,其始与黎恂和莫与俦对张履祥一派的推崇有关;其后又从莫与俦、程恩泽处接触到了当时盛行的汉学学风,经过与二人既有知识的磨合,走出了汇通汉宋的新路。     

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

戴震是清代批判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始终以解构和批判程朱理学为基本取向和最终旨归.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社会实践批判之“实学化”的方法择向,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解构和抨击.《孟子字义疏证》末尾处“权”论的展开,乃是其反理学“实学”方法论的必然走向.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戴震重视知行的“智识”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想特质.     

华岳先生书画艺术解读

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理念与最高境地无非就是“澄怀观道”,这“道”,用庄子的说法是无处不在的,而用理学与禅家的说法叫做:“月印万川”.尽管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但这“门”与那“门”还是不同的.山水之门在哪里?当然就在山水之间.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如所周知,宋代理学的道统是由朱熹所建构。从此以后,濂、洛、关、闽之说深入人心。其实周濂溪本无籍籍名,只因为朱子欣赏他的《太极图说》,又因为他在二程年轻时做过他们的家庭教师,于是被尊为宋代理学的开祖,此后并无异议。然而程伊川作《明道行状》,却说他泛滥于诸家,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道也说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可见洛学才是真正的正统。张横渠的情况最为令人困扰,在行辈上是二程的表叔,但门人作行状谓横渠学于二程。虽为伊川所弹正,却已形成先入之见,不易改正。当代又因横渠喜言气,而比附于唯物论,徒增缭绕。一直到牟宗三先生著《心体与性体》,阐明横渠的思想“天道性命相贯通”,有超越层面。又指出明道一本之论与伊川理气二元说有重大差别,朱子继承的是伊川的形上学,这才得以正本清源。然还不免重点过分放在心性论而旁置宇宙论,对横渠思想的诠释尚有一间之隔．有待澄清,故有本文之作。     

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

理学大家朱熹曾尖锐地批评过苏轼.其批评态度大体上是前抑后扬.后期,朱熹不但接受苏轼其学,褒扬苏轼其人其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甚至在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探讨了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这种转变在苏轼研究、朱熹研究与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当代学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