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晒”现象研究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宠,微信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风靡各类人群。微信朋友圈中“晒”美食、“晒”心情等内容折射了社会进步引发的人们乐于接受新观念、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亟需精神慰藉的现状。晒微信朋友圈已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应该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来看待这种行为。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微信朋友圈中“晒”现象的现状,揭示微信朋友圈中“晒”现象的深层原因,提倡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一行为,并从中汲取正能量,实现对优质生活的追求。     

朋友关系与儿童分享行为

采用问卷法与访谈法,考察小学一、三、五年级共128名7—11岁儿童在不同朋友关系条件下分享行为的发展特点,并分析了不同朋友关系条件下儿童分享的内部动机。结果发现:(1)一至五年级儿童无论是朋友间还是非朋友间的分享均随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好朋友之间的分享高于非好朋友之间的分享;(2)一至五年级儿童同好朋友的分享行为大多出自个人功利的动机,同不是好朋友的分享行为大多出自遵守规则的动机;(3)同好朋友分享时,小学儿童考虑个人利益的分享动机显著高于非个人利益的分享动机;同不是好朋友分享时,儿童考虑利己与否没有差异。     

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对培训迁移影响的路径与边界

培训管理实践一直存在受训员工所学与所用间不一致现象,而个体与组织培训动机间的匹配为解析该现象提供了新视角。研究以培训迁移行为为切入点,旨在探讨并验证了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的结构构成及其对培训迁移行为的影响以及学习效果的中介作用和组织学习倾向的跨层次调节作用。通过"文献梳理—员工访谈—专家评定—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流程开发了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量表(9题项),包含工作效用匹配(5题项)和职业效用匹配(4题项)两个维度。以42家企业的271名员工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多层线性模型(HLM)对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学习效果、组织学习倾向和培训迁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正向影响培训迁移,学习效果在这一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学习倾向正向调节个体—组织培训动机匹配与培训迁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深化了培训动机和培训迁移理论研究,对企业提高培训效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无人为恶”与动机善

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客观的道德评价对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道德评价中对动机的评价占有重要地位。动机具有主观性、内隐性的特点。思想史上"无人为恶"的观念主要是基于动机基础上的个人行为选择与自我评价。对动机的善恶评价还必须有社会评价;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确和统一什么是善、善的标准等问题。善是善和善的事物的统一;善的标准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科学、准确地认识善和善恶评价标准,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人生社会阅历,在实践中我们就能对动机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对行为善恶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叙述”权势初探

文章探讨了叙述视角下涉及到的权势问题,从“权势”这一概念的定义开始谈起,回顾了机构话语环境下的权势问题研究以及叙述权威性研究.叙述分析视角下的叙述、社会权势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同建互构的.机构话语环境下的叙述研究显示了机构权势的不对等对叙述形态以及内容的相互制约作用；叙述权威性问题实则是对语言资源的控制,也是强权者对叙述话语权的控制；以及弱权者对主流话语权的抗争.因此叙述视角下对权势问题仅仅是语义层面上的意义构建,所涉及到的是更广义的文本与社会现实两者之间的关系.     

“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硬核”缺陷:“经济人”的基本含义、形成逻辑和内在缺陷

人类理性的内涵本身是丰富的,但随着功利主义在经济学中的盛行,目的理性逐渐得到了推崇。同时,为了适应数学模型化分析的需要,目的理性行为又进而被视为"给定"行为目标下的行为选择,从而就转变为工具理性。正是基于"目的导向"的选择规则和基于"主观效用"的行为动机之结合,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经济人假说。这种经济人将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和行为的自利最大化结合在一起,从而又构建了一个不断蚕食其他领域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不过,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却存在严重的缺陷:(1)它是高度抽象的而与现实相脱节的,分析的是一个抽象的物理世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人;(2)它刻意回避了规范分析,而把任何人类行为都看成是理性的行为,从而混淆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关系。     

“两大发现”还是“七大发现”(上)——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思想史考察

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殊不知,这一提法的首倡者恩格斯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才这样说的。因为,马克思自我认定的一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评价是,有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马克思至少有七个伟大发现:(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二)劳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劳动人道主义;(六)剩余价值;(七)唯物史观。这七个伟大发现的实现,有着历时性先后顺序,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逻辑层次关系。而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处于核心、基础和本质地位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     

“两大发现”还是“七大发现”(下)——马克思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思想史考察

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殊不知,这一提法的首倡者恩格斯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才这样说的。因为,马克思自我认定的一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评价是,有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马克思至少有七个伟大发现:(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二)劳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劳动人道主义;(六)剩余价值;(七)唯物史观。这七个伟大发现的实现,有着历时性先后顺序,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逻辑层次关系。而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处于核心、基础和本质地位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     

反垄断法下平台企业“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在反垄断法下判断平台企业“自我优待”行为的违法性,需遵循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一般方法,即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分析行为效果。界定相关市场需以涉案行为为导向,以一般理性需求者对替代性的认识为标准,结合平台特征进行个案分析。认定市场支配地位需合理选取市场份额计算指标,重视平台企业掌握和处理数据的能力,并厘清控制必需设施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关系。分析行为效果需着眼市场竞争秩序而并非个别竞争者的利益得失。可以将竞争者的具体损失视为评价限制竞争效果的一个因素,在此基础上考察受影响的竞争者范围、程度,涉案行为对消费者利益、创新等所能造成的影响。通过对正反两方面效果进行比较衡量,最终判断涉案“自我优待”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所禁止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胡塞尔《逻辑研究》中的“意识”定义探析

从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出发,通过对胡塞尔意识概念界定的分析,可总结出胡塞尔三大意识定义:(1)主体作为意识自我所具有的现象学特性;(2)对象性内容为"对象体验";(3)对外感知对主体与内容的联接方式的"内感知"。通过研究19世纪"意识"概念的争论,可理解胡塞尔的意识概念及其内在关系,发现胡塞尔意识定义的内在结构——意识概念并不等同于意向性概念,只有建立在意向性基础上的意识概念,才是真正的胡塞尔意识概念。     

“挤出”还是“挤入”: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各类财政工具内生反应规则,从而系统探究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不同结构性财政支出的效应大小和影响机制存在非一致性:(1)投资性支出主要通过生产正外部性和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私人投资,并在支出结构中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最为明显,但短期会导致债务和通胀风险;(2)消费性支出通过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投资,但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程度较低且短期易产生债务和通胀风险;(3)转移支付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需求加速数效应引致投资增加,虽然挤入程度偏低但其引致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损失最小。考虑不同支出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本文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宏观调控应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选择恰当的财政支出工具以提升调控效率、更大地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据此助力民间部门投资稳定增长、促进宏观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     

指向教与学的评价变革：鲁斯·达恩“作为学习的评价”理念的探析

鲁斯·达恩首倡“作为学习的评价”,推进了评学关系的系统整合。从主要内容看,达恩认为“作为学习的评价”意在指明评价过程即学习过程;强调获取和处理反馈信息是重要的学习过程;认为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是重要的实践表征;同时,立足学生中心,强调关注学生动机上的“好奇区”。从价值意义看,达恩为“作为学习的评价”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包括：切入学习理论视角,将“作为学习的评价”置于建构主义学习观下;考量了评价理论,将该理念视作形成性评价的拓展;关注了评价实践,使该理念有了实践上的支撑;关注了师生协同,主张该理念事关教师的专业发展。基于此,我们应在教学中注重变革评价功能,推进“教—学—评”的系统整合,重视教学反馈的作用,并关注和培育学生的评价素养。     

“元宇宙”语境中的数字财产关系探正

“元宇宙”概念并不具有自洽的时空范畴,而是产业界基于牟利目的提出的一种关于“虚实相间”经营模式的语境。所谓元宇宙法律关系应锁定在一种现代互联网交互技术平台开发运用所引发的媒介型法律关系架构内。元宇宙语境下数字财产关系的客体包括普通数字资产、明确追求金融功能的同质化通证即数字代币,以及隐含金融功能的非同质化代币(数字藏品)。在我国,元宇宙平台中的“数字藏品”只能在不涉及一般等价物功能、不侵害主权数字货币主渠道的前提下发挥其一般数字资产功能。元宇宙财产关系中的“数字人”无从获得独立财产权及责任主体地位,而只能是自然人借助平台媒介技术的行为支持与归责指引机制。元宇宙中的“去中心化组织”只有置身并符合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结社与治理监管体制,才有可能获得法律上组织化地位,并由此防止其对所运营数字资产的隐匿金融化企图。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的多重“他者”

"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论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文学性”

文学与伦理(哲)学的关系是文学与伦理哲学本身以及文学(批评)家和伦理哲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古希腊文学批评家兼(伦理)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观体现了文学对伦理思想的关注,美国伦理哲学家纳斯邦认为伦理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对小说"情节"的阐述以及美国批评家释诺尔对小说"叙事技术"的分析为我们重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的"文学性"提供了借鉴,中国学者聂珍钊教授在区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伦理学时提出前者的本质特征是"虚拟化"——引发我们思考文学形式(文学性/美学特征)之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文学作品的伦理内涵的同时,要重视文学本身的"文学性"——情节安排、结构设计、人物刻画、叙述视角和方式、意象与象征、张力、语言特色等,因为它们对表达伦理思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反映伦理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往往既是伦理主题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主题的组成部分。反之,只强调内容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会陷入将文学沦为伦理哲学的"仆人"的境地。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从“知行合一”难题看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

"知行合一"具有贯通阳明心学整个体系的地位和意义,以此命题所遭遇的难题入手方能洞悉阳明心学根本困境。"知行合一"难题根源在于阳明浑然合一的心学体系一味强调同一,而缺乏对知与行对立面之间差异性的分析,因而不能解释现实中知行分离的情况。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根本困境,贯穿其理论始终。在作为其理论前提的"心即理"这一阳明早期提出的命题中便开始孕育,更是对作为其统帅和根本依据的"致良知"思想本身之困境的暴露:漠视知与行、求知对象(客观知识)与求知行为、道德之理与万事万物之理、道德法则的社会与个体维度、知识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等诸多对立面的差异性,在不加以分析澄清各种关系的前提下,通通归置于"良知"旗下,以自我心灵作为判断是非道德的唯一标准,这并非真正的浑然合一,在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一种混淆。最终结果是导致知与行在现实中的终极断裂,良知之"致"亦无所依托和保障。     

“当代科学技术与哲学”学术研计会在南京召开

2006年11月18日至20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学术月刊》杂志社、《江海学刊》杂志社、《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当代科学技术与哲学”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鲁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等十几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二十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以下议題进行了研讨:全球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刘大桔认为,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存在着工程学与人文主义的两个传统;这两种学术传统只有合理与否之别,并无对错之分。今天,应深入探讨二者之间互补融合的具体路径。俞吾金认为,科学技术本身蕴涵的合理性及效力思想已经渗透于我们的生活,但是,一个关于人类自由的问题却被普遍的忽视了。李醒民通过比较科学与技术的异同,指出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和过程错综复杂,并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高兆明则从生活世界的视域对技术的本体论进行思考,认为从本体论视角来看技术,会发现它一直与“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应做什么?”这样一类康德式的追问永恒地联系在一起。科技伦理与自然观。沈铭贤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伦理进入科学哲学的视野是大势所趋。人文关怀是科学技术伦理的哲学本质的集中体现。张之沧通过对莱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探讨,指出,人类既然控制自然,避免不了自然的反控制;改造自然,又常常遭到自然的报复;那么提倡“解放自然”就被提到人的日程。曹孟勤认为,生态危机实质是人性的危机,是现代人在自然面前迷失了自我,从而造成了人对自然的恶行为和生态危机恶结果。人唯有向自然生成为人、拥有与自然和谐的本质,才能担保他所改造的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美丽的自然界。刘啸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与宗教在历史上具有接续关系,在结构上具有转换关系,在后现代语境下二者应该寻求多方面的建设性对话。虚拟现实、第四世界。殷正坤指出,虚构和虚拟都属于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但二者具有明确的区分:虚拟是物质的技术过程,虚构是精神的思维过程;虚拟的内容可真可假,虚构则都是假的;虚拟是再观虚构的手段之一;虚拟内容的场域远远小于人类虚构的范围,人类虚构的范围则是无限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社会建构主义。从19世纪的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到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爱丁堡学派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当代关于科学知识的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与会学者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方法论提出了新的看法。蔡仲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建构主义内部发生了分化,从SSK转向了后SSK研究或后实证研究,其最主要特征就是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了“作为实践的科学”。安维复通过引述IanHacking的相关论述,指出“社会建构”已经泛滥成灾;但不能由此就否定“建构”一词的合理意义。“社会建构”目前存在三种主要倾向,即新康德主义意义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及“社会建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意境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及“社会建构”范畴、社会/文化决定论意境中的社会建构主义及其“社会建构”范畴。吴彤则指出,得益于科学实践哲学及SSK的兴起,科学研究始于机会的观点正在悄然形成。分析哲学形态下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天,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已经不再具有严格的分析哲学的色彩。但此次部分与会学者的报告和发言却让人们重新看到分析哲学特色的科学哲学研究。美国德鲁大学ThomasMagnell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