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主导”或“市场主导”金融体系结构:文化视角的解释

不同国家或地区借助金融体系实现金融功能的过程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金融体系结构:银行主导或市场主导。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结构的因素很多,但文化作为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资源具有决定作用。文化通过价值观和法系两个路径影响金融体系结构。研究发现,具有特殊信任,风险规避程度高,源于理性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建立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而具有普遍信任,风险规避程度低,源于自由主义的普通法系国家,一般选择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中国家族文化、忧患意识的文化特征和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法律传统,促使中国选择了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     

归因视角下消费者在线评论及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网络购物中,消费者往往会参考在线评论及其从中得到的有用信息制定购买决策。基于这种认识,文章从归因视角下对消费者和评论者心理控制倾向给消费者在线评论及其感知有用性带来的影响展开了分析,以找出影响消费者感知在线评论有用性的因素。     

“东学西渐”视角下的超个人心理学人性论探析

在西方传统心理学中,人性问题被仅仅看作是哲学问题而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行为主义以动物性否定人性的存在;精神分析以生物(本能)取代人性的存在。然而,吸收中国道学乃至东方思想体系并倡导向母体——哲学——复归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却改变了传统心理学的这一偏见,而将人的价值、意义等问题纳入心理学研究范畴,并以"人的内在本质"肯定人性的存在;而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超个人心理学进一步深入融合东方哲学思想体系并重新攀登了人性能达的境地,不仅充分肯定人性的存在,并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认为人性的核心是"自我超越",同时以"精神性"重新定义人性,提出"超理性的本质",这既是对人性非理性层面地位的提升,又是对人性丰富内涵的深层揭示。可以说,无论是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还是超个人心理学,其人性思想的提出和建构都离不开中国道家哲学以及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体系对其的贡献。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心理学家吸收东方智慧,不仅引发了心理学领域的革新,同时也是由西方人吹响向东方学习的号角。     

“挤出”还是“挤入”: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各类财政工具内生反应规则,从而系统探究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不同结构性财政支出的效应大小和影响机制存在非一致性:(1)投资性支出主要通过生产正外部性和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私人投资,并在支出结构中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最为明显,但短期会导致债务和通胀风险;(2)消费性支出通过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投资,但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程度较低且短期易产生债务和通胀风险;(3)转移支付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需求加速数效应引致投资增加,虽然挤入程度偏低但其引致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损失最小。考虑不同支出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本文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宏观调控应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选择恰当的财政支出工具以提升调控效率、更大地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据此助力民间部门投资稳定增长、促进宏观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意向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四所高校为例

"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创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三元交互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影响因素模型,运用SP SS24.0及AMOS24.0实证分析后发现: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政府政策支持能够直接对创业意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自我效能感能够通过行为控制感间接影响创业意向.     

双重文化视角下的自我身份诉求——解析《骨》中“骨”的意象

小说《骨》是美国华裔文学新生代作家伍慧明的重要作品.“骨”蕴涵着丰富而多层的内涵,作者用“骨”的意象引出面对中西文化冲突和碰撞时移民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人生抉择.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展示,伍慧明对双重文化环境中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身份诉求给予了深刻的反思.     

“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村治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体制。在村一级,由村民群众依照法律和制度规定自己管理村务活动。为有效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国家相关部门做出了统一的制度安排。然而,统一安排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中运行的,受不同变量因素的影响,一致性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多样性的实现形式     

中国译论失语:文章学视角下“信达雅”的解读

21世纪翻译学学科地位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翻译学界的认同。翻译学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集中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就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史长久,影响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推崇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表明中国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进行过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译学理论多为借鉴西方近现代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失语。探讨中国译论失语的溯因显得极其重要,尤其是从文章学的视角下解读"信达雅",对于重构中国译论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纸媒”到“全媒”:数字技术影响下出版业的转型

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出版产业正处于传统纸媒向数字化全媒转型阶段。数字技术给传统出版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同时也催生了产业融合下的全媒体出版产业。面对传统出版产业市场遭受分化、优势地位丧失、结构布局打破以及产业边界消解等问题,全媒体出版产业则表现出现覆盖读者全面、版渠道多样、出版时间同步和出版业绩显著等特点。然而,从传统出版向全媒体出版转型又面临着技术标准不规范、版权保护薄弱、盈利模式单调、专业人才奇缺和国际竞争不强等制约性因素。对此,需要加快出版产业的法律法规建设,加大版权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强管理标准的研制,推进品牌、数据平台和人才综合建设以及国际合作和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出版产业新形态。     

“赋权理论”视角下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S公益项目为例

农村妇女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既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和受益者,更应该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如何发挥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作用,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心的问题。"赋权"作为发展的重要工具被应用到各发展领域,农村妇女赋权有助于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以S项目为案例,深度剖析该项目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赋权的过程,总结出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提升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振兴的自我效能感是促进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想要提升自我效能感必须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行动中。在行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反过来促进其参与乡村振兴。     

角色理论视角下“欧洲的德国”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的欧盟和中国,在疫情防控、经贸投资、气候变化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中欧重启务实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明智之举。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如何平衡高期望和国家利益与欧洲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以新冠疫情、数字主权、绿色协议为例分析“欧洲的德国”发挥不同角色的表现。在欧洲一体化深陷危机之际,“欧洲的德国”趁势强化欧盟共同领导权,这是德国自我角色内化和他者角色期望所致。中国可以利用他者角色期望与德国产生互动,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德国成为欧盟共同领导者以及“不情愿的霸权国”,从而为中欧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和共同利益。     

从“松散型”到“紧密型”: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医养联合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松散型”医养联合体是“医养结合”领域治理的重要对象,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焦点问题。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框架之下,通过对“松散型”医养联合体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后得出结论：医养联合体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困境是导致目前“医养结合”呈现“松散型”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建立“紧密型”医养联合体,才能实现“医养结合”协同治理的目标。“紧密型”医养联合体建设在实现医疗养老资源整合、医疗养老机构协作及赋能基层医养服务体系等方面可以取得良好成效,从而达到避免虹吸、形成协同、提高效率并获得行业竞争优势。“紧密型”医养联合体优化了医疗养老机构运行机制的路径实现方式,这对“紧密型”医养联合体赋能基层医养服务体系的实践探索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从“内向型治理”到“外向型治理”: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基于村庄主位视角的考察

通过对项目前后时段的村庄治理的考察,基于村庄主位视角,发现随着资源来源方式的改变,村庄治理形态实现从"内向型治理"向"外向型治理"的转型。前者在前项目时代表现出村庄治理主体组织和动员传统内生性资源实行村庄治理,践行着对内"当家人"和对外"抗争性"的双重实践逻辑的特征,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外部发展资源的缺失和内生性资源过渡耗损的困境。而后者在项目制时代呈现出新治理主体试图通过项目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实践特征,其是建立在国家输入性资源的制度设置及宗族结构逐渐消解等的基础上,这时段的村庄呈现出村庄寡头政治、村治公共性消解和"公权私用"的困境。因此,村庄治理需要内外资源的良好互动。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安置政策分析:社会保护的视角——以“河南模式”为例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通过开展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和实施就业及家庭政策,初步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和发展问题,但是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基于社会保护理论的视角,有效解决"河南模式"困境与不足的路径是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个人到社区、从生存到发展、从需要满足到权利本位的转向,重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会保护取向的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