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观的现代错位及其拯救——当代大学生见义勇为观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大学生见义勇为观的调查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见义勇为观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同时,无论从思想认识上还是实践层面上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形成这一现象有来自社会、学校、家庭多方面的原因,因此,要从社会、学校、家庭以及道德内化的内外因角度入手,采用“球体解决模型”来解决问题。     

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思考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 ,其行为人应具有非义务性、正义性、直接面临本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危险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抢险救灾的行为的法律特征。当前 ,对见义勇为的社会控制应在充分发挥道德作用的基础上 ,强化对见义勇为的法律控制。在坚持对见义勇为人员保护为先、保护见义勇为的责任应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正确处理见义勇为不当造成侵权 (或者防卫过当 )、区分特定主体的见义勇为和见义不为的原则基础上 ,从立法理由、立法形式、框架设计方面加强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构想     

关于当代大学生"偶像观"的调查与研究

在当前文化环境中,大学生偶像崇拜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在崇拜偶像时表现出了大众化、多样化、泛娱乐化、经济化的特点,也反应出重外在轻内涵现象、是非观不够清晰、粉丝消费不理性等问题,并从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角度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因此对待大学生"偶像观"必须要加以正向引导,通过守正社会宣传阵地、加强学校教育、夯实家庭教育根基来发挥社会、学校、家庭的合力作用,借助崇拜偶像的方式,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我国社会“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道德社会学角度，对多数社会成员见义不"勇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仅停留于倡导和单纯从道德方面去寻找原因是不够的，能促使见义勇为行为成为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自觉行为的条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应以理性的目光审视这一行为及其约束因素，重新构筑"见义勇为"行为的社会基础，才能使见义勇为不再仅仅是少数杰出人物的壮举，推进我们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见义勇为的法律分析

见义勇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崇尚的美德,反之,见危不救则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总结我国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情况,现行立法鼓励见义勇为,但并没有将其规定为法律的强制义务.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立法中未涉及见义勇为者因过失造成受害人状况进一步恶化时能否享受豁免权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积极性.提出借鉴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豁免权,提出见义勇为不应当成为法律义务.通过赋予见义勇为者有限豁免权,完善见义勇为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是法律助力见义勇为做出的正确回应.     

见义勇为立法的思考

几乎所有的法学教材和论文认为 ,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特殊类型 ,二者关系是种属关系 ,笔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见义勇为与无因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比较 ,得出了见义勇为具有公法性质 ,在保障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权益时 ,应体现国家和政府的相应责任 ,并论证适用民法中无因管理制度无法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因此 ,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相应责任 ,完善社会救助立法来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权益     

当代大学生党员政治观教育保障体系的构建——当代大学生党员政治观教育之二

建立健全大学生党员政治观教育的长效保障机制,是加强大学生党员政治观教育的根本保证.建立以师德建设、课程改革和强化实践为手段,畅通大学生党员政治观教育的主渠道;选拔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工作人员;增强社会、学校、和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形成校内与校外相接轨、整体评价与个别评价相结合的评估机制,在差异性和具体性中建立保障体系.     

见义勇为立法述论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立法保护是一个热点问题.见义勇为行为分为救助行为与对侵权行为制止两类,对第一类见义勇为行为予以法律的保护均无异议,但对于第二类见义勇为行为则存在见义勇为造成新的损害赔偿问题和见义勇为行为合法性的问题,故对见义勇为行为应首先进行分类和定义,做到对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利进行有效的保护,杜绝见义勇为行为的滥用,防止公众对公众权力救济信心的丧失和影响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     

培育和引导社会舆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探讨见义勇为问题。从社会转型期社会舆论空前活跃、传统文化的影响、新闻媒体引导不力等方面分析了负面社会舆论对见义勇为的消极影响,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水平、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培育和引导社会舆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对策。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探析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见义勇为行为仅仅作精神鼓励,从思想和道德上作出评价,而没有从民法上去分析和研究它。文章试对见义勇为的行为从民法层面进行透视和再认识,以给出它在法律上的准确定位。     

浅析大学生生命观教育

大学生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大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忽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实现人生价值,培养大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至关重要。本文浅析目前大学生生命观缺失的主要表现,如部分学生缺乏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把具有创造性的生命看成是线性的动物水平的生命;大学校园中不时出现自杀或杀人的现象,这都体现了大学生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如今部分大学生缺乏对生命的反思,容易走极端,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家庭和社会忽视了对孩子进行生命观教育,其次是学校缺少完整的生命观教育体系,再者是我国生命观教育领域资源紧缺。针对大学生生命观教育现状及成因,本文提出了其解决途径及方法,即转变观念,加强家庭教育及引导;加强相关师资力量和课程建设;灵活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和实践教育。     

见义勇为的损害救济问题探究

在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者在为他人利益、社会利益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时,自身的损失却往往不能得到社会有效的救济和保障。而造成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国家立法的缺失,损害救济机制的不健全。要保障见义勇为损害得以救济,须在认清见义勇为的多层属性的基础上,将见义勇为的保护纳入法律范畴,进行统一立法、完善见义勇为损害救济机制。立法中应着重关注救济资金来源的明确与保障,规范、协调一致的各级见义勇为基金组织的建立以及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及其损害救济的程序等问题。     

对见义勇为行为适用民事法律的思考

见义勇为历来在道德上为人们所推崇和褒扬,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从民事法律的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人致人损害和见义勇为行为人自身损害的赔偿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适用民事法律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希冀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以更好地保护见义勇为行为人的合法利益,在社会中最终实践公平、正义.     

女大学生正确生命观缺失的四维因素剖析及对策

女大学生认知特点与情绪特点的独特性、高校教育模式的僵化和教育内容的缺位、家庭教育观念的固化和教育方式的错位,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信息传媒的影响,四者构成了女大学生正确生命观缺失的主要因素.开展系统、科学的生命观教育,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当前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容忽视的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对女大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必须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合力.     

基于凯恩斯消费理论构建大学生消费观

新时期,当代大学生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群的新生力量,但同时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尚未成熟,极易受到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凯恩斯关于收入与消费的理论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大学生消费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当前形势下大学生消费现状,从社会、学校、家庭、个体等多方面探究影响大学生消费的因素,寻找有效途径,培养大学生科学消费观。     

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

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规定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救济和保护,社会和国家对此责无旁贷的负有义务。但是,对于因见义勇为行为而受救助的受益人而言,在法律上也应负有赔偿或补偿见义勇为人所受损失的责任,两者之间产生一种无因管理之债     

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

曾大鹏在《法学论坛》2007年第2期发表《见义勇为立法与学说之反思》一文认为，见义勇为可以被定义为，自然人在履行法定职责或特定义务之外，为保护国家公共的或他人的利益，而与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的正义之举。在民法属性上，见义勇为呈现出多样性，与无因管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有紧密联系。     

基于“三观”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论

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实效、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联系不够紧密、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提出要树立"大质量观"、"大责任观""大改革观",以学校为主体,社会、家庭积极参与,深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定位及立法完善

本文从民法角度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找到其在法律上的准确定位,从而更好地弘扬见义勇为 的高尚品格和精神。     

见义勇为行为补偿与激励的经济分析

补偿和激励见义勇为有多种方式,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补偿和激励并无统一观点。通过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在分析其产生生理资本性成本、人力资本性成本、社会资本性成本的基础上,构建了补偿和激励两个计量模型。运用货币手段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补偿和激励,以期更好地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人们见义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