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赴日考察述评

1902年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写成《东游丛录》一书,为清末新学制的建立提供了蓝本。访日期间,他关心中国留日学生并且主张聘请日本教习。吴汝纶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办学公文稿》看吴汝纶教育思想与实践

创办安徽省第一所近代学校——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实施近代教育的唯一一次实践,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吴汝纶的教育思想。《办学公文稿》则凝聚了吴汝纶在中国处于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而改革教育的诸多思考,是研究考察吴汝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吴汝纶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和认识

1902年,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赴日本考察学制,其问,对日本图书馆的办馆方式、资金来源、馆舍建设、馆藏资源、功能设置、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由此认识到,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日本图书馆建设已具有现代性和进步性,对提高国民素质和综合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论日本第一部近代教育立法——《学制》

《学制》是日本近代第一部教育立法，其内容完备，目标远大，且具有突出的强制性及实用主义等特点。《学制》的推行使日本走出了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一步。但因其激进的规划超出了国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故日本政府不得不中途停止。尽管如此，根据《学制》建立起的国民初等教育体制对后世仍有一定影响     

论吴汝纶与森槐南的交游兼及桐城诗在日本的传衍

晚清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于1902年赴日本考察教育时，与日本文人多有交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治汉诗人森槐南。通过史料爬梳，可以考察二人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诗文交游的具体过程。在一来一往的诗歌唱和和互相品评中，森槐南在吴汝纶的影响下，一改之前所崇尚的空灵诗风转而学习屈强撑挺的桐城诗学，在诗学取向上发生了明显转变。二人的交往不仅是文人风雅，也可作为桐城派海外传播的重要一环。     

周作人译《戚施》与《塞外》的底本考证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最早接触俄国作家契诃夫,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彼时日本译者翻译的契诃夫小说,大多是根据英国译者罗伯特·朗的翻译集《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转译的。通过文本对比和史料佐证,可以确认收录于《域外小说集》第1册的周作人译《戚施》《塞外》的底本也来自于罗伯特·朗的英译本《黑衣僧及其他的故事》,该翻译集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阅读契诃夫的一部重要资料。而周氏兄弟选择《戚施》和《塞外》的原因,就在于《戚施》反映了俄国社会等级森严的状况、《塞外》描述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二者均呈现出《域外小说集》所选小说“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的文学特征。     

从《谕儿书》看吴汝纶教子之道

从《谕儿书》可以看出,吴汝纶教子,重视从健身、育德、求知三个方面加以引导,使其全面发展,这些主张体现了吴汝纶教育思想的先进性。     

吴汝纶与京师大学堂

吴汝纶是清末著名的教育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本考察教育,是他个人教育生涯中的辉煌一页。本文较详尽地介绍了吴汝纶受任总教习的曲折过程,以及他为了寻求近代教育的真谛,东渡日本悉心考察,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有筚路蓝缕的肇基之功。     

康有为《戊戌奏稿》研究综述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在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2—8)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此外,还开列有奏疏存月13篇,无正文。据麦孟华《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所称63篇之数,所收录者仅占三分之一。《戊戌奏稿》所收康有为奏疏虽不完备,但刊行以来,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运动以及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首次对《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黄彰健根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有关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察审核,认     

滨江梦华录：论《远东报》、《滨江时报》的戏曲史料价值

本文从《远东报》（1910-1921）、《滨江时报》（1921-1931）中钩稽出反映清末民初东北商业重镇哈尔滨戏曲活动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主要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描绘了清末民初哈尔滨戏曲活动的繁华盛景;二是呈现了哈埠戏曲百家杂糅、崇尚武戏、尖新风趣的个性特征;三是反映了官方和知识精英阶层追求的“教化”功能与戏园大众追求的“娱乐”功能的矛盾.这些戏曲史料对考察清末民初哈尔滨戏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简论张謇癸卯东游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

190 3年 ,张謇东渡扶桑 ,对日本进行考察。张謇的癸卯东游对其教育思想产生以下影响 :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念 ;主张加强基础教育 ;重视农业、德育教育     

昭明《文选》研究在日本

据日本史料记载,早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奈良时代《文选》就传入日本,受到很大欢迎,甚至成为选士拔擢的必读书,具有救科书的性质,并给日本古代文学以一定影响。从平安朝时期开始为《文选》作训,江户时代初期出现“庆安版”和训本,以后又多次发行。     

吴汝纶对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贡献

吴汝纶(一八四○一一九○三)字挚甫,安徽桐城人。他自幼聪颖,刻苦求学,早著功名,二十岁中举,二十一岁成进士,接着被委任为清朝的内阁中书。后来历任深、冀等州知州,又曾被李鸿章聘为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一度充当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在晚年不愿宦海浮沉,厌恶官场的角逐,而专心致志地从事桐城派古文的写作,成为桐城派后期的大师;大力提倡西学,主张仿照西制创办学校,革新教育,并亲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创办了新式学校——桐城中学堂,为发展我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吴汝纶一向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活动由来已久。他任深州、冀州的地方官时就     

北大校史拾零考辨

北大校史拾零考辨郭建荣本人在搜集编纂《北京大学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以往流传的一些说法（有的见诸文字）或作法，缺乏史料支持，或竟与史料相抵触。今选数则写在下面就教于有道。一、张百熙会跪请吴汝纶吗？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历来有尊师敬贤的优良传统。广泛使用的...     

从《物色》测析昭明对刘勰的"深爱接之"

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勰的关系 ,是齐梁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二者一编纂《文选》,为出色选家 ;一巧雕“文心”,为大文论家 ,均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直接记录二者关系的可靠史料 ,只有《梁书·刘勰传》一条 :“昭明太子好文学 ,深爱接之。”关于萧、刘二人以及《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 ,目前学界有五种意见。此文从另一新的角度——审美情趣的相通 ,探讨一下二者的关系 ,测析昭明太子为何对刘勰“深爱接之”。     

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来考察

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可知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在教育领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制定学制、废除科举、设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清的教育改革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      

《孙膑》

本文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古代文献,在二十岁以后又游历各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其父死后继任太史令官职,三年后开始写《史记》。在《史记》草创未就时,他因汉将     

《遗山文集》与《归潜志》史料价值比较研究

本文从史料学角度入手,对《遗山文集》与《归潜志》两书中所记载的金代人物小传、对金代事物的评论、诗歌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人物传记方面,《归潜志》所记载人数多,但是多为汉族文人,即使非为汉族文人,其入选也是因为其文学素养较高,故身份重复较多;《遗山文集》中人物数量略少,但是身份多样,在宗教人士、女性、由金入元官员等三方面远远超过《归潜志》,其史料价值更大。在对金代事物的评论和诗歌两方面,《遗山文集》涉及到金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丰富程度较《归潜志》更大。故《遗山文集》史料价值超过《归潜志》。     

《梁书》、《陈书》的编纂得失

本文从历史编纂角度对《梁书》、《陈书》进行了考察，指出两书优长在于：较高的史料价值，朴实的优良文风，简严的叙事描写；它们的缺失则是：存在一些曲笔文饰之处，若干记载有矛盾舛误，轻视科技人物及史实。     

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来考察

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可知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在教育领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制定学制、废除科举、设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清的教育改革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