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的批判与重建

理性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性,也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理性的演进与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它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反思和批判传统理性的时代,回顾和总结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观,揭示技术理性的形成、实质及危害,对于重建现代理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性的批判如何可能

理性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乃是依据理想或理念的尺度来展开的,而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性则是理性批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理性的批判也是人类理性依据自身的先验原则,通过寻求普遍性的理性法则,来为人类自身建立法度,从而展示其力量;理性的批判还是人类自身二重性的反映,人类自身的这种特性使人在崇高与卑贱之间来回摇摆,并最终寻求崇高来实现自身价值。这也是理性批判的另一个原因。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理性合理性的现代诠释——基于高兹生态理性的视角

理性的合理性维度在现代社会被埋没在理性的假象之下,理性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指导性作用。高兹在此意义上提出了具有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经济理性批判启发的不仅是理性重新思考的必要性,而且指向了人类生存维度的理性建构,即高兹提出的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把人类理性引向生存维度,凸显了理性的现代性张力,理性不仅要顾全自身的发展,更要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生态理性把握住了理性在生存维度上的合理性。     

“理性时代”的理性批判——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理性在西方文化批判中世纪意识形态,促进人的解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并逐渐取得了近代公认的“理性至上”的地位。然而与之伴生的,是理性自身的发展出现形而上学教条化倾向。康德哲学最早开始了对理性的批判,迎接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思想转折。本文从批判理念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排除理性方法论的教条独断,探讨理性之外的精神领域,恢复人与人学的哲学中心地位几方面,讨论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论康德自由理论的思想背景

康德批判哲学的真正出发点是对自由问题的思考。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潜在威胁 ,是引发康德批判哲学及其自由理论产生的契机。休谟和卢梭的学说对康德在重新理解理性的基础上重构理性自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康德的上帝观论析

康德的上帝观乃是对实践理性中道德公设的回应,是绝对律令得以实现的最后保证,它是一种逻辑的结果,而非理论的前后不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上帝观是一致的,他的宗教观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问题。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论肯定的理性与否定的理性以及对二者的超越

本文力图从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对肯定的理性的批判与对否定的理性的张扬中,探讨二者的成功与失误,以及如何实现对二者的超越问题。这种研究,对于确立正确的理性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推动科学、文化、社会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文化、启蒙与理性——论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继承了“文化”在德语语境中兼指文化和文明的传统,并将之融入具体的文化批判,因而他的文化概念也具有双重性:文化既是一种自由精神,同时又包括文明的要素.霍克海默对启蒙文化的批判也是基于启蒙作为进步精神和极权主义的双重性之上.文化批判的内核乃是对于理性的批判,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作为理性的两个方面,任何一方的极端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的倾向.霍克海默的这一从概念内部展开批判的方法及其文化批判的多层次探究,值得当今的文化研究认真借鉴.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价值理性的重建及其当代意义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视野,站在哲学的高度,结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不均衡的现实,重新来审视“价值理性”的重要作用,并重点分析“价值理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及其演变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点,理性概念的演变本身反映了经济学自身的演变。对理性概念的把握,是判断一个学者经济学素养的基本标准。经济学中的理性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因此,对理性概念的分析可以从决策过程中的目标理性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理性两个方面进行。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理性与正义 ——解读法治的要义与内涵

解读法治要义与内涵,当以理性与正义为中心而展开.法治是理性催生的制度产物,法治为理性内核,以理性为根本,将理性得到最大化的体现.然而,法治不应仅仅停留于理性的层面.它以追求正义为终极目标,它将正义作为自身的内涵,无论是程序还是实质意义上的内涵,均体现了追求正义的踪迹.     

从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两难看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失误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人类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两难。毛泽东的现代化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也遇到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个难题,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失误。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现代社会中组织与社会的联结:理性的类型关联

组织与社会的联结是现代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但是在组织社会学理论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讨论。本文尝试从理性关联的角度在理论上厘清这一主题:一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类型具有一致性,二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进化具有关联特性。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     

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的致思理路

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具有规范基础不明确,以及坚持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等方面的缺陷。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批判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但这依然没能走出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哈贝马斯通过哲学范式的转变,即从意识哲学范式转向交往哲学范式,从工具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构了一种以交往理性为核心的交往理论,从而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早期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