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先生与中国中古史研究--以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例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观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     

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从宏观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的冲击,中国学人作出 过激的反应,用学术的现代化或西方化来否定本民族学术传统.然后在民族的危机感和自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又出现呼吁学术的本土化的趋向.但是,本土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学、恢复旧学.达到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代学者的长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陈寅恪(1890-1969)、唐长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散论

陈寅恪是著名的中古史与文化史专家。他对于中古史实的考证,诗文证史方法的创获,史学研究方法上的探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成为继王国维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大师,其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代学者的研究与思想过程中。近几年对于陈氏学术思想与成就的介绍和研究的论著纷呈迭现,几乎成为与“钱学”不分轩轾的又一学术景观——美籍华人汪荣祖教授著《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84年版),就陈氏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做了较全面的叙述与评介,是为继陈氏弟子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之后最为详实的传记。刘梦溪先生《中西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一文就陈氏中国文化本位论思想中包含的文化底蕴做了辩证深入的阐发。卞僧慧先生的《试述陈寅恪治学特点》一文则对陈氏治学特点与成就做了生动具体而又较为全面的评介。傅璇琮先生在《一种文化史的批评     

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及其宝贵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在20世纪初独特而优厚的学术文化条件下兴起,取得了卓著成就,于整个20世纪影响至巨。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为代表,其治史基本特征是实证考察与贯通研究相结合,既注重严密考证,又重视治史观念的更新和指导,因而其成就远高于乾嘉朴学。至1949年以后,一批原先熟悉考证的学者自觉接受了唯物史观指导,遂使新历史考证学达到新的境界,可以蒙文通、谭其骧等为代表。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学术路向证明历史观的进步对于史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根本性意义。同时,此项研究对于正确评价新中国历史学发展道路也具有重要价值。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学海短波

2005年4月16-18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协办的“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河南、江苏、湖北、广东、浙江等省市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河北学刊》编辑部应邀派代表     

王国维与陈寅恪治学理念与方法略论

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过程中,王国维主要起奠基和开创之作用,而陈寅恪则进一步给予发扬光大,并在王国维去世后坚持他和王国维提倡的学术理念和治学原则.在治学过程中,他们二人均极强调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并更加注重学术上的新发明,力避因循旧说.但在材料的使用上,两人侧重点稍有不同,一更重视新材料,一更重视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而他们的最终旨归完全一致,即致力于现代中国学术的独立和进步,并进而探讨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     

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突变--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

明清之际学案体的成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体例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体裁的一大创新。《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即为该时期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之作。《圣学宗传》具有明显的禅学风味,系为儒学正本清源而作;《理学宗传》系师宗理学传承及学理演变,摒弃门户之争的大作;《明儒学案》则是该时期学术史讨论的总结,不仅是17世纪学案体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成熟的标志。     

试论《诗薮》体例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胡应麟的《诗薮》是明代中晚期一部较突出的诗学专著,学界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尤其是其体制意义,更是很少人涉及。事实上,《诗薮》在体例、结构、方法等方面建立了批评著作的新标准,对后来诗歌史乃至文学史的创作影响很大,《诗薮》可以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一部诗歌史著作。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西方史学研究,并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至90年代逐渐为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史学界在自己的学术演进脉络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与"新社会史"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各自取得了重要成就,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使中国社会史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契机。     

现代学术文化与20世纪古文献学研究

古文献学研究在20世纪初有一些新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西学东渐之风、整理国故、古史辨运动以及学术专业化的发展等现代学术文化风潮,对古文献学研究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古文献学的新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