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

几年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但是为了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相适应,力争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仍有很大困难,困难就在于目前一些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的生育政策之间存有矛盾,特别在农村。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难做,难就难在人们生育意愿的转变。只有转变人的生育意愿,人们才能自觉地只生一胎、坚定地不生两胎和多胎,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才能顺利地开展。因此,生育意愿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了,生育模式发生了变化。生育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关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80年代对北京等城市的调查发现,平均理想子女数超过2人,如北京市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人,希望有2个孩子者占77.0％,天津市198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理想2个孩子者占80.0％;上海市1984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49,理想2个孩子者占50.0％,3个孩子者占36.0％(辜胜阻,1989)。进入9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模式已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身生育观念的转变。关于城市生育意愿的     

浅谈农村生育观与养儿防老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一种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观念,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生儿育女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次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性别组合上的观念,即生男生女的问题。国外人口学家把它叫做性别偏好(Sexpreference)。最后则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即生多生少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生育观的转变,对农村人口的控制有着重大的作用。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计划生育 重在治本

计划生育重在治本山西省稷山县县委书记尚平安计划生育被称为“天下第一难”，难就难在人们的生育行为与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距离。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制于自身的生育意愿，其生育意愿又受影响于群体的生育观念。因此，更新社会群体的生育观念，优化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     

已婚青壮年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需要的调查研究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计划生育就是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它是人类为了使自身实行有计划的发展,根据固有资源和生产发展,对自己的生育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的措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指出,驱使人产生生育行为的原因是很多的,但究其原始动力,则是人的生育需要,这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人不管做什么事,都出于自己的需要”。人的生育需要是对客观现实需求的反映,它在主观上通常以生育动机的形式为人们所体验,而作为激励人们产生生育行为的直接动力的生育动机,又常常以生育意愿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人的生育行为可表达为“生育需要——生育动机(意愿)——生育行为”这一简单模式。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大城市不同人群生育意愿的变迁趋势及比较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生育意愿研究有水平研究和趋势研究两个视角,后者更能反映人们观念的变迁,更能预判未来生育水平的变动。文章以上海市为例,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将1981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上海市范围内开展的26项涉及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串联起来,结合其中5项调查的个案数据分析,考察我国大城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纵向变化趋势并进行子人群间的比较。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户籍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均不断减弱并且二者逐渐趋同,生育意愿的"城乡之别"已然消失;在沪外省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强于户籍人口,"内外之分"仍然存在,但也显示出未来有趋同的可能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比较显示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极小,流动人口中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略强于独生子女;从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群比较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越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随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均相对较高;但是无论哪个人群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均已低于2个孩子。     

浙江省城乡人口生育意愿差异分析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在生育上的愿望、追求。由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其间要受诸多变量的影响，从而使生育的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产生不同的组合。但生育意愿对人们生育行为，从而对生育率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通过1992年5月对浙江省1215名城、乡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分析对比，对该省城乡人口生育意愿的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对农村人口控制的影响和启示进行初步探讨。一、浙江省城乡人D生育意愿的差异l．生育目的上的差异城市人口（不包括镇，下同）的生育目的，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精神寄托，其次是养老保障，第三是传宗接代。而在农…     

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

生育意愿是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其转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前提条件。本文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恚愚生育性别三个雏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     

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重庆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包括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偏好、理想最佳生育年龄和生育目的四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倡导正确生育观及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考证和未来人口发展的策略选择

1990年以来各类人口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有外在政策强力的作用,更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化的作用;真实的生育水平既不是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所显示的那样低(低于1.5),也不是有关部门和政府所想象的那样高。调查显示农村居民平均生育意愿不会高于2个孩子,这是生育率持续稳定的根本。众所周知,为了保证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应使妇女生育率保持更替水平或至少接近更替水平。从人口发展规律和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走低的实际,我们应该抓住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期,调整应该在最佳时期即未来5-10年内完成。     

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引言在众多关于生育问题的研究中,有关生育意愿的研究一直受到特别的关注,其原因当然是由于人们企望通过对生育意愿的了解来预见到生育水平的变化。一般认为,由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化为人们的生育行为,由一个个人的生育行为聚集成一个人口的生育水平。如果说,对于生育行为和生     

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自己生育行为的主观期望。对于承担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控制人口重任的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呢?他们的生育意愿与其生育现实之风,是否存在差距呢?弄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中众多的独生子女现象,也有助于我们探讨将来可能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生育意愿:是确定值还是区间

本文以2015年先后在北京和天津开展的"居民生育意愿和行为研究"为例,探讨个体生育意愿存在区间范围的现象.研究证实,在数量方面,两成以上的人计划生育1到2个孩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生育了1个或者2个.在性别方面,"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但是可能仅有不到一成的人会为了实现"儿女双全"而坚持生育两个孩子.有性别偏好并不意味着就会人为选择子女性别,只有拥有强烈性别偏好的人群规模才会与出生性别比升高密切相关.在年龄方面,实际生育子女的年龄在理想生育年龄3岁左右的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满意的.充分认识到个体生育意愿并不是一个确定值而是存在一个区间范围,这对于生育水平的预测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

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以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开展为节点,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意愿生育性别三个维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