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

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自1895年参加康有为領导的变法維新政治活动开始,直到他1920年死去,前后有三十多年之久而力图实現其政治妄想,未尝离开过政治舞台。他的政治活动和言論著作在不同时期和場合中超过不同的影响。早年的梁启超,曾积极地参加和領导了戊戌变法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提出了民族救亡和发展民族資本主义的口号,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要求;特別是作为一个資产阶級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在当时社会生活方面是有着相当的影响与作用的。戊戌变法維新的失敗,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亦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漲而急剧地向前推进。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級利益的梁启超却固守着改良主义营垒,轉向堕落与反动,长期地猛烈地反对过资产阶級領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前,梁启超的言論著作曾不断地出版过,     

护国运动是梁启超领导的吗

护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近来有许多人在一些讨论会和报刊上提出,是梁启超领导了护国运动。但经许多当事人和学者论定,应为孙中山。看来这个问题仍有辨明之必要。 梁启超从其仇视共和反对革命的立场出发,最初效忠袁世凯,以后投靠段祺瑞,都是为虎作伥,成为一个声名狼籍的政客。在全     

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本世纪初年是梁启超精神生命的黄金时期,他的新民学说以及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前驱。“五四”新青年以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为文化价值取向,其主要内容是提倡白话文运动,革新传统的思想道德,改造国民性,这一切均由梁启超埋下伏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只是对先前“新民说”的继承和超越。梁启超那具有时代意义的心路历程乃近代文化转型和思想递嬗的重要一环     

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不同地位——再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

梁启超的一生都给了人们以很大的影响。据我看来,似乎可以把他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大约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他也具有两面性,常说两面话,但主要的一面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去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因而起了进步的作用;中期大约从1905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这个比较具有过渡性的时期里,他的斗争的对象,已逐渐由地主阶级顽固派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因而开始趋向于中间、落后以至反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本色;后期大约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逝世。这个时期他还有两面性,也说两面话,但地主阶级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主要的一面。他在这时最喜欢搬出封建传统思想这个极其陈旧破烂的武器,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主要攻击对象,而资产阶级的“西方文明”也在他反对之列。这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做了“旧店新开”的孔家店的最大头子,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所起的作用都是极端反动的。梁启超一生的前、中、后三个时期,亦即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为左、中、右的三个时期。如果单从梁启超的主导思想来划分时期的话,那么也可以把他的一生划分为两大时期:大约在1915年《新青年》出世、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问题大争论开始以前为第一时期,从此以后则为第二时期。他从第一时期到第二时期,就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倒退到地主阶级复古主义者,似乎也可以说是由资产阶级的尊孔倒退到地主阶级的尊孔。有些人硬要断定他为资产阶级的尊孔,未免误认他的后期为他的前期。这个问题的主要关键,在于他们坚持着“只是时代变了,而梁的思想本身一直不变”的论点。这一个论点在我是“期期以为不可”的!如果让我再说一句话,那便是梁启超入民国以后,在政治上思想上一直多是忠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最近,还有人认为梁启超给人们的影响,只限于其前期。我亦不敢同意此说,以为必须把他分别来看。梁启超在学术上的地位,正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相反: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位与作用,是后期不如前期;而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则前期不如后期。     

向传统文化回归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早期思想之激进与晚期思想之保守的矛盾,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由带有文化和种族主义色彩的传统民族主义,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在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成熟之时,他的思想在表面上却越来越保守起来,呈现出向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回归的倾向。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评析

在戊戍变法中以改良为职志的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一度高唱“革命排满”主张。因此,郭沫若称他为“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人”。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则斥责他“口谈革命……而为保皇之中坚”。那么,梁启超“革命排满”主张的实质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梁启超后期文化思想新探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不加分析地给予全盘否定,认为他不但在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而且在文化思想上也一反前论,从批判传统文化到称颂传统文化,从传播西学到敌视西学。老年梁启超和青年梁启超,判若两人。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不可否认,梁启超晚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趋时”,政治上日渐落伍;但梁的文化观,前后却基本一致。主要表现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也没有全盘肯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

<正>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日益露骨的反对民主革命的勾当,他的随机应变并妄图“左右天下”的阴谋权术,他和进步党投靠袁世凯并被袁世凯遗弃的可耻命运,以及后来从拥袁转向反袁,都不是他个人流质多变的性格造成的。他的全部言行进退,不过是把他推向历史前台的那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阶级意愿的反映。一、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的“八字方针”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虽然受到清朝政府的通缉,但由于他与封建主义深厚的血缘关系,“忠君之念”却“久而愈挚”,甘愿“冒白刃之危”,拚死保皇,破坏革命。武昌起义后的月余时间内,清王朝在死亡中挣扎。身居日本的梁启超“终不能一瞑不视”,决心“躬赴前敌”,准备乘南北局势混乱之机,北上大连、奉天,企图利用袁世凯尚未控制     

民族国家视野下的梁启超的民族文化思想

梁启超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粹派以西学附会国学的做法;认同儒学在国学中的地位,反对将儒家文化定为国教,将孔子设为教主。梁启超主张文化的多元性,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同时,要包容其他文化。     

试论梁启超的历史哲学及其特点

梁启超的历史哲学是中国天演哲学思潮的必然演绎。其“变论”的历史观、力主群术反对独术的“群论”、以“新民”为基础的“民论”以及历史进化的“动因说”是梁氏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强调历史发展中人类自由意志的力量、承认革命突变对社会历史进化的作用和辩证的历史进化观点等是梁启超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文界革命:梁启超论桐城派

梁启超是现代重要的文学启蒙者,革命是他对文学的突出贡献。正是以革命为标准,在现代性视野下,他对桐城派展开评论。凡是革命者都予以高评,不革命者都评价不高,即使批判者也受到推崇。桐城学派的成立因方东树对抗汉学的革命精神,方苞因委身清廷而受到鄙薄被称为假道学先生,戴名世因对清廷的政治批判被推为桐城派之祖。虽然桐城派批评只是梁启超实现政治目标的一部分,但却开启了桐城派的现代命运,后来五四桐城派批判就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     

试析梁启超的“政治革命”论

众所熟知，在辛亥前夜那场规模宏阔的大论战中，梁启超无疑是立宪派一方的理论旗手。而“种族革命”论则是他反对革命的主要或者说唯一理由，即他认为：“排满革命”是革命派利用蕴藏在民众心底的种族复仇情绪发动起来的，并不是民众在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水平的前提下发动起来的，所以，这种暴力革命必然流于复仇性质的“啸聚性”即“无秩序性”，这种无秩序的自然暴动不仅不能达到实现共和政体的目的，反而只会导致武人争权，导致外国干涉，导致新的专制。见于此，他建议革命派的职责应该是“从辩理心浚发之（“之”指民众——引者），以…     

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局限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颇具盛名的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史学家们对他的功过的评说,分歧颇大。固然,爱国主义思想贯穿梁启超一生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环境的变迁,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有不妥之处,敬请匡正。 梁启超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积极宣传者。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侵略的刺激下,出于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积极主张改革当时的弊政,励精图治,变积弱的中国为强盛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