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心理史学的具体贡献

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传入我国,借助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渐成风气。"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他从人格、性格、情感等个性心理入手剖析历史人物,内中不乏精彩的心理分析,他对顾炎武忠贞不二、宋朝积弱、古书造伪、义和团运动爆发等历史事件之根源的心理探究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借鉴意义。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

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中国史学变革过程中 ,民族史学研究决然不可忽视。梁启超的史学成就与地位深为人知 ,其史学之核心实为民族史学。     

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 ,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 ,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 ,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心理史学的发展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化

心理因素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或社会制度内部出现重大调整时,其作用愈加明显.当前,由于当代中国史的学科特性,心理史学对其研究的影响大有愈来愈深入之势.而且,当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心理史学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方法论利器,在未来,心理史学要比此前更有前景.但也要认识到心理史学自身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使用不当或滥用同样会给当代中国史研究造成一定危害,因此,在使用时应注意适度性与合理性.     

浅谈我国心理史学研究——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本文对我国心理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作为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宣言之一,《新史学》除了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撰述的性质和目的;激烈抨击中国传统史学。 对于前者,梁启超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     

试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地位与影响

心理史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自其产生之初就与精神分析学这一特殊的心理学分支密不可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几乎就意味着心理史学本身，并且由于沿用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思路和方法而形成异于其他史学流派与方法的鲜明特色。心理史学随着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兴起成为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遭受质疑和抨击而趋于衰落。本文试图通过对精神分析心理史学成长历程的回顾，讨论这一心理学主流在心理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其在当代史学中的地位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     

心理史学在东西方的双向互动与回响

本文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在 2 0世纪中国学界所激起的回响 ,同时也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所发生的影响 ,意在研究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史学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 ,这也是史学史研究的题中之义     

论心理史学的成长历程及发展趋势

心理史学是现代西方史学界的新流派、新方法。其在产生之初即与精神分析学密切相关 ,而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盛行则使心理史学由此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由于所取得的成就及达到的水平引人注目 ,心理史学被认为“几乎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本文即针对这一突出特点 ,论述心理史学的成长历程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史学理论探索与命题话语权的建构

理论探索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们的不懈追求,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时间里,中国史学理论探索基本上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来改造或替代自己原有的思维评判模式,从而产生了许多削足适履的不良反应。在新世纪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下,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中国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建构和开拓中国历史学的命题话语权。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郸学步,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     

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进化论思想,不仅成为当时国人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思想指针,也为学术思想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观.梁启超对进化论思想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地位有深刻的体会.20世纪初,他发表了很多文章对进化论学说进行介绍和评说,他的史学思想亦始终如一地贯穿着进化史观.     

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及其贡献

梁启超是中国２０世纪初第一个致力于传记理论研究的大家,其理论为推动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访的过渡作出了不过磨灭的贡献。梁氏对传记的界说、对史学性传记之操作原则的阐述、对传访之文史关系的见解都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     

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

史学批评 ,是史学的自我审视和总结 ,即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认识。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批评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推动史学发展、促进史学规范的构建乃至史坛学风的建设。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恰当借鉴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史学——对国内外关于章学诚研究心理分析方法的考察与评价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历史学界兴起一个新的史学流派,此派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探讨历史人物心理活动对个人成长过程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一史学研究方法传入我国以后,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共同从心理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人物的心理问题,既丰富了中国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同时也出现以主观臆测研究问题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