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怀疑:政府信任改善的压力机制

政府信任危机已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如何改善政府信任也就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受既定的主客体二元思维模式的制约,过多地强调通过政府的自身有为来改善政府信任,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为此,必须突破传统思维定势,转换研究路径。政府信任应当是政府与公众处于平等地位,由二者互动而生成。因此,政府信任的改善不仅需要政府有为,更需要公众自觉。在缺乏理性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中国,公众自觉就是要让公众对政府保持理性怀疑,并使之成为改善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这既要求在理论上作出剖析,更应该在实践中进行探索。     

信任：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纽带

公众参与是政府治理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信任是编织政府与公众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参与主体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对公众参与的信任。深化改革、拓宽渠道、培育能力是走出信任困境,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良性互动的途径。     

电子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电子政府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电子化的方式方便了公众对公共事务或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和讨论,促进了民主政治及民主行政的进程。该机制构建的网络民主参与平台、民意收集与回复机制、民意信息库和政府施政知识库,使政府在以公众为核心,运用及扩大政府内外知识,不断创新管理,在政策、服务与沟通模式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绩效,增进了公众的参与及信任。     

新时期政府形象建设探析

政府形象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新时期政府形象建设应遵循唯物辩证的方法、系统的方法、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方法。我国政府形象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立民主、高效、创新、廉洁、法治的政府。对于新组建的政府形象建设,核心是合法性构建;对于站稳脚跟、正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中期政府形象建设,核心是通过持续有效的政府政策来换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对于成熟的、理想的政府形象建设,核心是通过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达成默契与充分的信任。     

心理学层面的政府信任关系重构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现实困境激发了理论界对政府信任危机的关注,事实证明政府在客观上并不能做到完全讲诚信,公众对政府抱有怀疑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对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中从心理学的层面系统的分析政府信任中风险因素并引入理性怀疑与心理契约的概念来重塑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机制成为探索政府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程度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自身能力及属性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近年来,网络问责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其在推动体制内问责,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对政府和行政人员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网络问责也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需要从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完善网络问责回应机制、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和完善网络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达到有效地建设自身公信力的目的.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解读

为分析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的本质,从政府与公民之间信任关系的双向性内涵入手进行分析,即政府信任关系是双向的,既包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也包括政府对公民的信任。因而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必须揭示这种信任关系的本质。政府与公民间应是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即政府所享有的权力是公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用契约的形式把公民对它的信任固定下来。     

诚信政府与信息公开

政府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政府诚信要求政府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遵循信赖保护原则,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政府自身利益的关系,搞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忠实履行合同义务等。信息公开是诚信政府的基本要求和第一要史。没有信息公开,就没有政府和公众的真正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真正信任也就无从建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启动,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建设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需要更高层次的立法以及有效的司法审查、充分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健全的民主法治环境。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组织建设的内在逻辑与未来方向

近年来,国家通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准入门槛、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尤其注重推动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成长,遵循的是以政社分离为原则的选择性支持的内在逻辑。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应从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单向逻辑,转变为强化社会组织公众参与以实现政社关系有序互动的双向思维,使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民意整合和决策咨询功能的发挥,进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司法与民意的博弈分析与应对措施

司法立场的公正要求的是绝对的理性与客观；民意的表达则更是对于弱者的同情,感性的思维之下的抱打不平、伸张正义.民主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代社会,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博弈让司法的权威遭遇了尴尬,也让民意的呼声的实效来的更加艰难.民意呼声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辩证对待,审慎考虑实为应然.     

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关系实证研究——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

政府信任是提高政府执政成效的关键环节,探究如何提高政府信任极具现实价值。学术界围绕政府信任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较少有学者从法治政府建设的视角研究政府信任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分析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提取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法治政府建设与政府信任。结果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相关指标如法律规范体系、行政执法、司法适用、公众司法参与、社会治理法治水平等与政府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因此,在提高政府信任这一过程中,必须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考量范围。     

信任、风险感知与科技的公众接纳——兼论中国转基因大米之争

科学技术应用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之一。农业转基因技术应用是深刻影响当代人们生活的重要技术应用,有关其风险问题充满争议,公众与专家的认识分歧愈加明显,信任逐渐取代"理解"成为关键议题。公众对科学知识、专家及相关机构的信任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进而间接影响到公众对特定高新技术的接纳。在实践上,重建社会信任是构建"公众-专家"双向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改善中国公众与农业转基因技术关系以及公众与科学关系的有效途径。     

专栏四:晓璇一月谈——社会风向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曾出任过古罗马最高领导职务——执政官的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CorneliusTacitus),曾经这样谈论执政感受:"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一卓越的见解后来成为西方政治学里的一个定律——"塔西佗陷阱"。当一个政府因施政或其他行为失去良好的形象时,人民对它的执政的信任及认同程度便会大大下降,这时无论它是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而在这个政府今后的执政中,也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由此便会陷入更深的危机。政府在执政过程中想要树立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得到公众的支持与认可,减少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对民意充分的了解和把握上。这需要政府加强与公众的交流与沟通,倾听公众意见,在知民意、体民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工作,并及时公开政府信息,树立政府在公众心目中透明、高效、亲民的形象。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普通大众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是政府了解民情、会聚民智的重要渠道,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新工具。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网络风向标栏目,通过对网络舆论、媒体评论、专家观点等各个方面言论的分类与解读,为各级政府提供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政府领导充分了解民情民意,为来年政府各项工作的实施与改进提供参考。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府信任问题的构建

政府信任其实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成为政府信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加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无疑成为当代政府信任构建过程的题中之义。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理论,是对传统民主的矫正与超越,其本质强调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赋予政府更多的合法性。     

论柏拉图的idea之为“理念”而非“相”

柏拉图的idea并非感性直观的对象,而是概念思维的对象,从而它绝非感性直观意义上的事物的单纯的"形相",一种感性存在,而是一种理性存在。它作为事物之自身,乃是事物的本质,作为思维存在,乃是与事物之本质相应的思维之概念,而它同时又是事物的理想存在,构成了事物的目的,这样,它在根本上是本体论、逻辑学和目的论三者的统一。能够准确地表达出这三层内涵又同时避免了对idea的基于一种单纯的感性直观的理解的译名只有"理念",而"相"的译名则不具有这样的优势。     

网络民意影响公共政策构建的力度和效度

“回应性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念中居于主要地位，它提倡以公众为服务的核心，积极回应公众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离开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活动，意味着加强与改善政府治理模式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民意逐渐引起了政府决策者的关注和回应，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质疑。其实，对于提高政府对公众的回应层面考察，网络充当了一种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信息流动的载体，基于网络表达的民意同样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现实中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因而也应该成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构建公共政策的基础。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浅析电子政府与公众参与

电子政府是新型政府理念与信息化广泛相结合的产物,它为公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基本路径和信息保障,电子政府拥有的强大网络平台所形成的“电子民主”不但培养着公众参与文明,而且内化公众理性参与精神;公众的理性参与,将迫使政府时刻注意自身言行,廉洁自律,真正形成“以公众利益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