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网络理论与自然价值论的耦合旨趣

角色网络理论（ANT）中的“广义对称性”原则，旨在赋予网络中的自然存在物与人平等的主体地位，但以B·拉图尔为领军人物的角色网络理论倡导者却未进一步说明这些自然存在物等“异质元素”为什么能够获得参与建构网络的主体性论证。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恰是从自然价值论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启示。     

拉图尔的技性科学观考察

作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技性科学观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融合。科学不再是单独的事业,而是与技术合为整体,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之中。人类不再享有中心地位,而是在不断地与非人因素博弈。社会不再是科学的成因,而是技性科学的产物。技性科学、人类、社会正在以新型的共生关系演绎着时代的发展。     

构建行动者网络: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再思考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作为国家治理“托底工程”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兼具政治和传媒的双重属性。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从“ 行动者”“转译”“网络”要素探讨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与用好的路径选择,可以发现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一个由行动者组构和利益联盟形成、发展及更新的过程,而构建起行动者网络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通政治传播体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指标。     

社会实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 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场域”概念界限模糊,“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等。如仅借鉴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会导致译者行为研究出现片面性。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能使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以“译者能动性”弥补“译者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使翻译研究采用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从而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视角。     

技术语境下的道德主体研究:从ANT的视角

基于技术工具论和主客二分认识论的人本主义伦理学认为,技术语境下道德活动的主体是人,本文引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这种观点及其基础提出质疑,认为在技术语境下,道德活动的主体并不单纯是人,道德活动是人与技术两种行动者共同能动作用的结果,人与技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联合主体,即“人-技术”,同时,对“人-技术”的道德主体中技术与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科学知识的社会学阐释--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解读

拉图尔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反对和解构科学社会学,用“社会”的一极代替“自然”的一极,两者都只注重了科学事实的解释。拉图尔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家们在实验室的行为和行动,行动者网络理论更是实验室研究成果的提升和超越。深入阐释和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拉图尔的学术思想,把握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我国农村信息化工程建设

农村信息化建设在国家强力支持下快速发展,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基础设施明显增强,但部分深层次问题并没得到根本解决.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从农村信息化工程内部进行剖析:分析农村信息化工程的建构因素,指出现实中相关人类行动者要素缺失、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作用、行动者自身的行动能力与利益考量,致使农村信息化行动和效果打折扣;分析农村信息化工程网络转译过程,认为农民应是网络转译过程的核心,但在组织动员中,农民则是网络转译过程的被动参与者,企业作为招募对象是网络转译过程的积极参与者.提出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应把“必经之点”农民对信息的接受与使用作为问题的突破点,对其他行动者的功能进行整合,构建一个完整的农村信息化政策支撑体系,提升农村信息化整体水平.     

产教融合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构建场域交互的教育行动者网络

产教融合，就是将高校的教学活动与企业的生产活动融为一体，建立“产”与“教”的有效链接。本文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聚焦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的意义和路径，尝试构建场域交互的教育行动者网络，希望能够为高校构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行动者网络分析

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我国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做出了分析，指出政府在与大科学装置的互构过程中，识别出大科学装置具有“建设大科学创新系统”的技术功能，并由此成为了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关键行动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和大科学装置是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重要主体，区别于其他行动者的是，在当前的转译策略下，企业并未接受征召和动员，行动者网络建构也因此尚未完成。文章认为政府需要探索制定承担企业参与风险和培育企业技术能力的科技政策，促使企业成为大科学创新系统建设的积极行动者。     

精准扶贫中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及中心式治理

我国精准扶贫正处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的目标是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贫困退出标准,从而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摘帽。结合贫困村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关系,即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及其相互间关系,建构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行动者的行动受结构位置和行动者个体理性共同影响。在贫困村治理网络结构中,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作为治理主体是结构中间位置,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分别处于结构中心位置和边缘位置,村干部、驻村干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形成差异性的结构关系,表现为“行为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强联结关系”“结构性弱联结关系”和“行为性弱联结关系”。同时,由于围绕贫困户脱贫的压力型目标,使贫困村治理呈现出中心式治理的结构特征。贫困村中心式治理特征的优化,关键是发挥贫困户的主体性地位,提升非贫困户的参与性,强化村干部的治理角色,从而实现贫困村的治理有效。     

社会资源的动员:以农民工企业家为个案

社会资源的动员是行动者维护与扩大关系网络的主要目的。以农民工企业家的社会资源的动员过程的个案分析出发,从动态的角度分析关系网络从无到有的转变,并指出在关系网络的构建过程中,不同地位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的关系。在竞争性的关系网络中,地位比较低的行动者由于其高替代性而导致其关系网络依附于高地位者,从而呈现出一种同心圆结构。     

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建构与优化路径——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和X省的个案分析

以X省某类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为个案,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以政府作为发起行动者推动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建构。研究发现：高素质农民培育行动者网络形成过程可以理解为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过程,发起行动者主导的“转译”机制是促成体系建构的动力机制。在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多元主体存在因内部角色冲突而处于“认知不足、认同不够”的“消极内耗”状态,因行政化“征召动员”而处于“被动联结、机械协同”的“弱联盟”状态,因制度缺位而处于“关系疏离、交互异化”的再生秩序“畸变”状态等现实困境。因此,应加强行动者内部角色塑造、补齐行政化“征召动员”短板、健全培育与问责制度,以促进高素质农民“多元一体化”培育体系的优化。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建筑低碳化动力机制研究

近年来,建筑能耗在能源总消耗量中占的比例逐年上升,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建材消耗、污染排放第一大国,建筑低碳化是我国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原理对建筑低碳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通过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可以全面揭示建筑低碳化过程中的动力因素(行动者)及其之间的作用机制。政府作为核心行动者通过采取合理的手段可以调整行动者的行为,消除建筑低碳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异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为研究建筑低碳化动力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对称性论证述评

在产权的分割与整合统一谱系上,“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之间具有方向相反的单向性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具有“对称性”特点.“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两者理论的同源性以及产权效应在量化意义上的等距离性.文章从理论模型、本质属性和定量分析三个方面,系统介绍和分析了西方学者对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现象之间“对称性”的有关论证,以期阐明“反公地悲剧”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研究路径,并为后续产权配置方式的研究提供启发.     

追求理性尊严与独立价值的技术实践——康德技术实践思想研究

为了澄清人们对实践的误解,康德划分并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实践,并用“道德地实践”统摄“技术地实践”,使技术实践成为理性的体现和人类追求“至善”的活动.康德在理性的旗帜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重心从自然转向了人,强调人在技术活动中的能动性,完成了认识论领域的转换,“将颠倒的东西又颠倒了过来”.在他的目的论之下,在自然与理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此岸与彼岸世界.尽管康德对技术实践的见解仍有缺陷,但他的理性精神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翻译角度论语言间的对称性

翻译归根结底是两种语言间信息文化内涵的转换,是一种异语语际交换过程。一般说来,用任何语言表达的信息都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这是由人类的共性和语言的共性(universals)决定的,这也是语言间对称性这一构想的基础。本文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探讨,提出语言间的不同的对称性(symmetry)及其相应的翻译策略,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无论异语间的言语行为形式多么千差万别,语言间对称性这一本质规律总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蕴含其中。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将这一科学规律与在一定区间浮动的最宽泛的模糊现象相结合,才能达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能否得到伦理学辩护？

伦理学研究者的基本工作之一是伦理学辩护。伦理学辩护是通过运用逻辑推理用证据或理由证明已经采取的或建议采取的行动或决策是正确的或合乎伦理的,并可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或法规法律方面的建议。因非人灵长类动物与人类相似,再加上“高保真”观念的影响,所以估计每年有超过10万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被用于生物医学研究。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研究不符合伦理,因为非人灵长类动物跟人一样能够敏感地感受到痛苦,而不能从研究中受益。此外,一些研究表明,人与非人灵长类动物在各种组织和基因类别方面的差异性明显超过相似性,这让一些科学家坚持的“高保真”观念遭到质疑。从伦理学角度,之所以反对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一是风险-受益比、成本-效益比并不理想,非人灵长类动物受到了非常明显、严重且不可逆的伤害;二是非人灵长类动物的感受能力接近于人,拥有接近于人所具有的完全的道德地位和边缘性人格地位,将其囚禁于实验室,并用于自身不能受益的研究,不符合伦理规范。综合来看,人类应该逐渐用符合伦理、对科学实际有益、更实用、可重复以及风险-受益比和成本-效益比理想的模型取代非人灵长类动物研究。在逐渐取代过程中,若必须使用非人灵长类动物,则需...     

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为例

长期以来，以传统彝医药、生物医学与现代中药为代表的“药解”,以及以仪式治疗为代表的“神解”,共同构成了凉山彝族“神药两解”的多元医疗体系。通过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所展开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文借助行动者网络的对称性原则，试图对称化考量“疾病—人”的关系样态，建立一个超越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框架，探析多元医疗体系的内部差异与微观运作模式。本文重点阐释了多元医疗内部的异质性。“治病”的过程本质是调解疾病—人关系的过程，是核心行动者领衔并调动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中治病之药、治病之术以及治病之物，以实现与疾病达致平衡状态的行动过程。同时本文跟随当地村民的治病行动过程，以关系性的视角重新厘清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网络中的行动者及其动态行动轨迹。凉山彝族多元医疗的行动者网络表明，一方面，多元医疗的治病过程是人与非人、神解与药解、历史与当下等各种关系相互缠绕、不断生成的过程性行动。正是这一系列异质性行动扭合为一种关联性的存在模式，最终成为凉山彝族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另一方面，多元医疗行动者网络具有本体论、认知论以及方法论的三重意涵，为后续进一步深挖多元医疗的异质性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以及对话的可能。     

重归劳动：乡村环境与社会治理的同步实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各地政府自上而下实施了农村环境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居民的改造意愿和自身行动力被边缘化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突出了“劳动”的价值,认为融入了劳动的环境才能够从自然转向“景观”,使之更加宜居。依据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人与环境存在互为主体、彼此嵌入的关系,在人-劳动-景观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以案例呈现乡村围绕环境问题进行从自觉到自为的行动过程,包括通过协会建设组织劳动激发村民参与热情;通过合作社建设搭建按劳分配机制保障村民劳有所得,使劳动参与可持续,环境治理以村民为主体,将政府、政策、农民、组织、景观等带入治理任务网络,各主体相互协商,实现良性互动,多方依托环境治理行动实现多元目标达成。提出通过劳动动员激发农民主体活动,使农村居民在改造工作中变“客体”为“主体”,变“边缘”为“中心”,搭建共治共享共建平台,在环境提升过程中实现人文与自然和谐相依,以劳动为纽带,发挥人作为生产力关键因素的价值,实现环境整治与社区治理的相互促进。     

布迪厄实践理论述评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旨在整合社会学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消解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实践的特征,作为客观结构的场域和作为主观结构的惯习不能完全决定行动,行动者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过,能动性的来源不在于理性主体的存在,而在于实践活动本身。布迪厄对结构的再生产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忽略了结构的有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