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成体统的故事”背后——评王安忆的《三恋》

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杰作《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曾经说过,“如果把一个不成体统的故事用恰如其分的语言写出来,那它一定会使任何人都认为得体。”表面看来,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这三部中篇小说讲的都是所谓“不成体统的故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写的都是我们社会所鄙弃的“婚外恋”;《小城之恋》写的则是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原始情欲的萌动、狂热到园寂,但透过这近乎荒唐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作者有意识地把艺术的视角转向恋爱中人们的心态世界,并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生命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创作理念

“三恋”是文学评论界对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简称 ,到现在为止 ,评论家仍多从“性”的角度评论作品性描写的意义和其中女性意识的张扬 ,大部分文学研究者通常也只把它作为一个“性描写”和“女性写作”的版本来引用。但是在世纪交接的今天 ,在性爱描写已经泛滥的时代 ,当我们超越历史的规定性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三恋”,却发现 :其实作者写作的真正意旨和倾向并不止于此 ,有更为真实也更内在的东西流淌在作品之中。在“三恋”中 ,王安忆着力描写的是生命所处的情境和状态 ,我们更多地感受到…     

浅析王安忆“三恋”、《岗上的世纪》中的性叙事特征

“三恋”系列小说(包括《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是王安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关于性事题材的小说,作为性叙事文本,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唯性主义”特征:就性事发端而言,是非情、非爱的;就性行为本身而言,是非心理、非意志、非思想的;就性事效应而言,是非目的、非功利谋求的;就叙事动机而言,是非引导、非评判的。     

论王安忆艺术的风格的演变

一九八四年初,王安忆从美国出访回来之后,“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因此,她在“冥冥之中”来到了“小鲍庄,“看到了世界的阔大,人的众多,对自身的位置和方位有了略为准确的估价”。她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经过“小城”、“荒山”和“锦绣谷”,人们惊喜地看到,王安忆不再是一个唱着纯情的歌的天真幼稚的少女,而是“长大了”的成熟而“真诚”的现实主义作家。纵观王安忆创作的道路,从《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艺术风格转变的过程。     

《离骚》求女之构思与“巫歌”原型性恋的关系试探

《离骚》求女之构思与“巫歌”原型性恋的关系试探梅琼林（湖北省文联）１《离骚》作为“上称帝，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①的庄严的政治抒情诗，为什么设置了邀游天界，三次求女的奇异情节？求女的指寓为何？这是一个自秦汉以来纷争不休，难以定论的问题。黄维...     

试论王安忆小悦中的性别关系

王安忆以“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中的“性爱”主题而引起批评界的关注,不过,我认为王安忆超越了这一主题,她仿佛更热衷于分析男女两性之间的交流关系,当然,这里的关系包括性爱的物质性关系以及情爱的精神性关系,在“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后一种关系是次要的。“三恋”之后,王安忆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开始具有一种观念的意义。两性关系在物质利益关系和精神渴求意识的交相作用下,变为一种带着各种规则和条件的游戏关系。这类关系里包含着性吸引力、现实的利益需要、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理解和宽容以及精神上互相沟通的深层欲求等等…     

拆解“倾城”的神话──张爱玲《倾城之恋》创作意图辨

水晶先生用西方的神话原型理论来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认为“凡是读到‘倾城’之类的题目,一定会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些祸国殃民的美人来,像是褒拟、姐己、和杨贵妃之类。张爱玲写《倾城之恋》其构想思路,首先一定循着这一观点出发,是毋庸置议的。”《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红颜祸水式”的女人了。她浑身带着“杀气”。①但我却有一些疑问：其一,利用了倾城神话,是否必然地就会使主人公成为危险人物？其二,即使在倾城神话中,女人是祸水已成定论,但这一形成于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价值给定的本身,能…     

纳兰性德与“入宫女子”之谜释真

纳兰性德与“入宫女子”之谜释真刘德鸿清代诗词大家纳兰性德的婚恋问题，是纳兰研究者与其诗词爱好者共同关心的焦点之一，尤其是相传他所恋之女入宫为嫔妃，其事有耶无耶？其人身份经历若何？成为一桩迷案。本文试分人宫之说的由来、《赁笔记》所载不可信、性德所恋之女...     

围城:现代生存困境的隐喻--解读 《围城》、《倾城之恋》和《边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创作了三部以“城”命名的小说:《边城》、《倾城之恋》、《围城》。这三部小说避开了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冷静观照整个人类生存困境和现代工业文明侵入后的道德沦丧,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虽然背向中国现代主流文学,却与整个20世纪现代哲学思潮相适应。“三城”以现代小说的形式,对我国这个文明古国提出了更深的精神与人类命运的思索,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样本。     

乱世佳人乱世情——《倾城之恋》与《飘》审美风格比较研究

同样是描写乱世中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倾城之恋》与《飘》在故事情节生成、人物形象塑造、审美风格形成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但表现在形而上的审美意义上又有较大的区别:《倾城之恋》以心理描写见长,表现出作家价值观恋世与弃世的无奈的悖论;《飘》则侧重于背景烘托,用雄壮有力的生命主题旋律贯穿始终。     

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三句话 ,已经把儒学乃至整个一部中国哲学说透了 ,堪称“三句真谛”。此三句话可以复述为 :得天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天。这是一个环 ,这个环上有三个点 :天·性·道 ;三段弧 :天—道·性—道·道—天。这么三个点、三段弧 ,覆盖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基本课题 :天关涉本体论 ;性关涉人性论 ;道关涉规律论。此三句话体现中国哲学以“人”为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特征。在这个“圆而神”的系统中 ,人始终是其核心     

“只羡鸳鸯不羡仙”——论冒襄、李渔的言情传奇小说

明末,随着人文思潮的高涨和世人思想的日益解放,肯定情欲、赞美真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李贽所谓“食、色,性也”。戏曲《牡丹亭》、白话小说《金瓶梅》、“三言”、“二拍”无不“言情”,文言传奇小说领域,亦出现了大量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小说。根据所“言”之“情”的类型,笔者将其分为三类:①才子佳人的知己之情,如戋戋居士的《小青传》、徐瑶的《太恨生传》、黄周星的《补张灵、     

论屈原中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之二

本文是作者研究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系列论文之二。是《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的续篇。对屈原中期创作做了全方位动态考察。汉北“三年”之放是屈原创作高峰。此期屈原传世作品最多、质量最高、最能体现诗人艺术个性。本期创作分四个发展步骤：（一）《九歌》。其写作目的有三个不同层次，产生三种不同效应，是民俗本源、国事寄托、身世感喟隐显有别的立体化主题。较诗人以往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个性特征。（二）《思美人》、《抽思》。屈原“恋君情结”滥觞于《九歌》，发展于《思美人》、《抽思》。这两篇愈趋成熟地体现了屈骚个性特征。“香草美人”象征体系、两段一“乱”结构、沉郁缠绵风格都基本定型。（三）《离骚》。它最能体现屈骚个性特征。忧愤深广的情思，直陈其事、香草美人象征体系、神话故事化系统虚实相生的三维构思和表现手法，回环往复“三致志”抒情方式，沉郁顿挫、风逸缠绵、刚柔相济风格等等，都达到了屈骚艺术成就的极致。（四）《天问》。它是哲理抒情诗。情韵淡化、思理深化，显示出屈骚艺术风格变化的新趋势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着力探视女性的心灵──评胡辛的三部人物传记

着力探视女性的心灵──评胡辛的三部人物传记胡颖峰一、独写女性的“三传”尽管同样跻身于９０年代的中国“传记热”中，胡辛并非历史史实的记录者。她的传记作品序列《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原名《章江长恨歌））、《最后的贵族──张爱玲）和《陈香梅传）（以下简称“...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反传奇——重读张爱玲《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①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吐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

《文心雕龙》的关键词之中有一个词长期以来为龙学界所忽略：兼。由检索可知,“兼”在《文心雕龙》50篇之中是一个热词;从学理上考察,“兼性”既是《文心雕龙》的关键词,而“兼性智慧”则是《文心雕龙》的根本特征之所在。《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其理论维度有四：一是主体身份之兼性,二是思维方式之兼性,三是话语行为之兼性,四是文体类型之兼性。四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兼性主体具备兼性思维,兼性思维创制兼性话语,兼性话语生成兼性体式。兼性智慧既是刘勰文论的内在理路,更是中国文论的文化基因。揭橥并标举《文心雕龙》的兼性智慧,不仅能为龙学研究开辟新的路径,而且能为当下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提供从主体到思维,从话语到文体的文化启迪。     

“以易为宗”——张载太极本体论探析

《横渠易学》是宋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易学史上居一定地位,且对理学史的奠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太极是《横渠易说》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概念,是横渠易学本体论的基础。通过诠释横渠太极易象,指出张载是要以此阐明太虚“合两”之性。对此张载重点阐发了“一”与“两”之间的关系,说明由“合两”之性致使阴阳二气呈现至高的和谐——“太和”。太虚之性贯通于太虚与万物之间,且不离乎气而单独存在。横渠对太极与太虚“合两”之性做了创造性的结合,其易学本体论成为宋易中独特且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性伪之分”与“性伪之合”——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矛盾

荀子言性恶,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来实现人性由恶向善的转化.学界多认定荀子人性论是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子在《性恶》篇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观点后,提出了“性伪之分”学说,由此可见,荀子在此所言之性是“恶”的“性”,但《荀子》篇中也有“性伪之合”的论述,此处的“性”并未被认定为“恶”的“性”,由此可见,若认定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荀子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性”一方面是符合“天道”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是落实到“人道”的“社会性”.荀子人性论中的矛盾之处也因此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