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学中的个人主义话语对文学内容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催生而出现的,在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受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思潮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即个人主义话语。在新文学的理论指导层面,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新文学内容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前者倡导的发展个性、个人自主引发了新文学创作初期爱情、婚姻题材的滥觞,后者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使新文学在注重自我表达的同时具有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何谓“五四”——兼论“五四”的启蒙经验与政治误读

“五四”代表着一个启蒙的时代。它的最大贡献和精神本原在于启蒙,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彻底革新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定。当然,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启蒙本身也存在种种不足和缺误。长期以来,对“五四”精神存在着政治误读和简单化的抽取,这使得“五四”启蒙精神长期湮没不彰,但这并不表明“五四”的启蒙精神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甚或更强。     

林纾的矛盾——兼谈他与“五四”文学先驱者文学观念的异同

林纾在其译序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映现了 2 0世纪文学初始阶段某些新质的萌生 ,尤其是他的文学观和维新观与“五四”文化先驱者颇有些相似处。但是林纾古文名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老年日趋保守的文化倾向 ,使他的思想前后呈观出巨大的差异。在文学观上 ,他有时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 ,有时则将文学的功利与政教截然分开 ,只看重文学本体的审美特性。青年林纾曾是矢志维新的风云人物 ,但随年龄渐长 ,其维新立场在逐年蜕变。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说他是“桐城派”或反“桐城派” ,均属误解。林纾视“桐城派”与《左传》、马、班、唐宋古文一脉相承 ,为“正轨” ,但他为文则能脱其窠臼 ,自成格局。我们要认识林纾 ,就必须理清他的矛盾 ,还林纾在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的面目。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感性的觉醒与理性的匮乏——从冰心小说看“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冰心的小说对"五四"文学的"觉醒"主题及其启蒙主义文化精神做了重要诠释。通过冰心小说,可以看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特点及局限性。"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带有明显的青春文化特点,集中表现为感性生命的觉醒和理性精神的匮乏。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了"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人的觉醒"的困惑,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迷惘、感伤情绪。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人力车夫情结”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受"劳工神圣"、"平民主义"等思想观念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人力车夫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形成了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力车夫情结"。人力车夫是五四知识分子与城市底层劳动者生活联系和情感联系的一条纽带和重要触点,五四作家通过人力车夫这个群体了解城市贫民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平民意识、平民文学观念也在描写人力车夫的作品中得到明确的表现。同时,五四文学将人力车夫奉为道德楷模,也与"改良国民性"的启蒙主题存在悖论。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凸现启蒙主义与弱化人文主义──关于“五四”新青年接受俄国文化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特别地受到俄国文化的影响，今天应该对这个事实及其效应进行反思并做出评估。本文通过研究“五四”接受俄国文化的出发点“情感上认同”和现实主义目的，透视“五四”接受启蒙主义俄国文化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分析同时期俄国文化背景，剖析“五四”如何对待俄国人文主义文化及其对“五四”自由主义影响。     

对话“五四”——“‘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逢九之年,回溯百年历史,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总是分外沉重或易生感慨。2009年4月23至25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以此纪念“五四”90周年。此次会议集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海内外的同道,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错位的对接:论实用科学理性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用科学理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从"实验主义"的科学接受到"求真理"的思想共识,最后落实到和俄罗斯拯救意识深度结缘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这种在科学和人文错位的对接中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转换为五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全过程,都是在实用科学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完成;这真实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张扬西化同时又游离于西学的双重矛盾:既反映了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现代性认知问题上的思想茫然性,又揭示着中西方文化与文学融汇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如果我们忽略了实用科学理性和"为人生"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会失去对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重读“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论

“五四”时期妇女文论是女性文学发生的理论前导 ,对女性文学有多方面的思想指导。“五四”妇女文论的突出特征是鲜明的妇女问题意识 ,明智地把妇女问题视为社会问题 ,男女两性共同的问题 ;妇女是文化的尺度 ,妇女问题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这些认识开启了女性的心智 ,提高了妇女的觉悟 ,使一些知识女性在反封建主义的道路上选择了写作的生存方式。并以文学为中介传播启蒙主义和一切进步文化思想 ,以其所创造的新女性艺术形象具体阐释了妇女学理论 ,并且在妇女学理论与女性文学之间又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