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信力的生成——以程序公正为视角

法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极大权威,而法律的权威离不开司法公信力的保障。中国目前的司法公信力状况令人堪忧,因此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已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司法公信力植根于公正,其本质在于公正地为权利服务。实体公正由于具有相对性,对于提升司法公信力作用有限,而程序公正则与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联系。本文以程序正义为视角,在揭示司法公信力和程序正义关系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程序公正以提升中国司法公信力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如下对策,即培育司法公信力需要司法程序符合中立性、平等对抗性、公众参与性以及终结性的公正要求。     

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法理分析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日益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都采取的是对席审判。但司法实践的结果表明,绝对禁止缺席审判既阻碍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诉讼效率的提高,又影响了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的稳定;且在我国三大诉讼中,唯独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适应当前与国际社会协作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有必要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程序公正的视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之重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条件.作为控辩式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之一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其制度设置理应符合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将辩护方纳入证据展示主体范围,坚持正面展示,确立违反展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在证据展示的模式选择中应实行"立审分离"的模式.     

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

试图运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理论 ,将辛亥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动态历史过程中加以剖析。我们认为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 ,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 ,对新政的实施起了促进作用。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 ,却并未中断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等层面的转型都前进了一大步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考察——以英国和美国为例

缺席审判制度是对程序参与原则的补充,是社会控制功能的实现,是诉讼价值平衡的选择。英美两国的立法对缺席审判的案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权利保障、涉案财物处理都进行了规定。我国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缺席审判制度,对于境外追逃追赃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在未来的司法适用时,应当进一步完善送达方式,以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重视辩护律师在缺席审判中的作用,以保障程序的公正;积极发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的合力,促进追逃追赃的有效开展。     

辛亥革命时期列强攫取中国关税保管权和支配权析论——以《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辛亥革命时期列强攫取中国关税保管权和支配权过程的描述 ,分析列强在短短的 3个月内能攫取得逞的种种原因 ,进而指出关税保管权和支配权丧失对当时中国政局及以后财政经济的恶劣影响 ,以说明列强的扼杀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列强的经济掠夺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行政诉讼异地审判制度的价值内涵分析

行政诉讼异地审判的出现虽说只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小小的变动举措,但它却包含着司法为民、司法独立和程序正义等几方面的诉讼价值观,异地审判以中国式的方式诠释了诉讼法律价值在中国的地方性特色和特殊内容。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中国叙事——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范本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种在诉讼构造上天然失衡的制度,从它诞生伊始就存在着"不平等性",但这种缺陷并不足以否定制度本身。制度确立后,应当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应然与否,而更应该着眼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实然运行层面的诸多问题。刑事缺席审判的启动程序是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的关口,承担着制度运行中的节流和控制作用。以适用类型为参照,有必要对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和限度、知悉权的实现方式、入口审核机制作出探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运行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基本权利,依关联性包括诉讼代理人的选择、辩护律师的参与以及人身权、财产权的处置,由此衍生出的被告人近亲属角色冲突、刑事法律援助正当性评价以及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衔接中的疑难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回应。救济程序是弥补制度疏漏的重要环节。当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所确立的重新审理以及未曾提及的司法赔偿都有作出系统梳理之必要。     

程序公正追求中的困境与出路——以一件典型性纠纷案件为例的思考

司法公正包含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通过对一件典型案件的剖析,文章揭示了程序公正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遭遇的困境:不能有效回应当事人对大众正义的诉求,扩大了社会资源的成本付出,并且对社会弱势者产生不利的诉讼影响。解决困境的出路应当在追求程序公正中兼顾实质公正。     

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改革

辛亥革命的爆发,猛烈冲击了旧的盐务体系,加速了旧体制的崩溃,使1911-191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盐政"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央和地方的盐务改革,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它延续了清末盐务改革所开拓的思路,并在短期内迅速使盐务改革的问题成为公众的观念,其所起的作用需要认真地予以研究。     

论中国历史上的“后辛亥革命时期”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时期,应摆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类的传统学术提法,将其定位为＂后辛亥革命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族大众从模糊的民主共和意识中觉醒,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渴望,开始了政治观念的转型;这一时期,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已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由此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论辛亥革命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作用

辛亥革命的成功意义不容忽视,它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共中央要求在纪念中共＂逢十＂大庆时,也纪念辛亥革命的＂逢十＂大庆,说明了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关于革命的理论阐释,也都显示出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地位。     

试论甘军与西北辛亥革命

甘军是西北近代史上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势力曾盛极一时,历经回民起义、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庚子事变后,因排外而遭到列强的忌恨,在内外压力下被清廷裁撤,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西北辛亥革命之时,因时势所迫,清廷不得不再次借重其武装以镇压西北辛亥革命.这给当时的甘军余部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他们编组军队,率部攻陕、镇压宁夏起义,给当时的西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正是在西北辛亥革命中,他们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转型,成为以后控制西北政坛的一支军阀武装.     

论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

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不符合司法的客观规律和职业特点,容易影响法官和检察官的心理,继而对司法行为产生影响。应废止错案追究制,吸收责任归因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规范检察行为和审判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民国初年,在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领导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确立了新的教育宗旨,制订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力图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改变价值取向的单一.这一切不仅在指导思想和学校制度层面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而且在实践层面有力地促进了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发展,使清末以来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得到较大改变,初步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教育体制.     

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论析

分权制衡机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研究,一是事实层面,一是价值层面。价值层面的研究是以人和人的需求为依据展开分析,对分权制衡机制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刑事诉讼中的分权制衡机制之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其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自由保障机制的价值;二是其作为诉讼公正实现机制的价值;三是其作为诉讼效益促生机制的价值;四是其作为对立关系缓释机制的价值。由此,我们不应当仅把刑事诉讼分权制衡机制视为权力制约的方式,而要全面认识其在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构建中充分贯彻和体现分权制衡原则,使该机制能更好地发挥功用。     

浅论辛亥革命前夕狂飙突起的剪辫运动

清军入关后 ,清朝统治者强制推行剃发令 ,此后辫子成了满洲贵族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 2 0世纪初年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衰败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带动下 ,在军界、学界的积极推动下 ,一直贯穿清朝始终的剪辫与反剪辫之争 ,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群众性剪辫运动。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