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史馆开局与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关系

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开局是清代史学、政治、文化、学术、文学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就诗歌史意义而言,它与博学鸿词科考试、冯溥对诗坛的整饬一道,促进遗民群体分化,增强了文人的王朝认同,对文人思想心态与诗文创作、诗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明史馆开局目的、意义及其与博学鸿词科关系的认识中,学界主要存着两种论断,一种观点以为明史馆开局是博学鸿词科考试目的,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康熙帝惩于后者收效甚微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明史馆开局是一种历史偶然现象,一些清朝官员企图用修纂《明史》的难度来削弱康熙帝对考试录用人才的器重,因而这两种论断均失之武断。虽然倡议者的初衷偏离了康熙博学鸿词科的宗旨,然而明史馆的开局客观上却有助于康熙博学鸿词科意图的实现。     

张之洞与清末经济特科

1898年清廷欲破格选拔人材,依照博学鸿词科之例举行了经济特科,张之洞首荐人材,后因戊戌政变发生,经济特科仅举荐人才而没有进行考试.1903年经济特科再次举行时,张之洞为钦定的阅卷官,拟题、阅卷、评定由其总成.经济特科最终仅取中27人,而且任用俱不优异,身为阅卷官的张之洞也受到猜疑,深感"闷闷".     

王昌龄初仕有关问题考辨

关于唐诗人王昌龄的初入仕途,史料记述各异,《旧唐书》王昌龄本传说:“进士登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又以博学宏词登科,再迁汜水县尉。”(新唐书》本传云:“第进士,补秘书郎,又中宏词,迁汜水尉。”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谓:“开元十五年李嶷榜进士,授汜水尉,又中宏词,迁校书郎。”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七于开元十五年下载王昌龄进士及第,又于开元十九年下载其中博学宏词科,复于开元二十二年下载其再中博学宏词。     

论清圣祖的遗民策略--以"博学鸿儒科"为考察中心

在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中,明遗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异己力量。他们眷恋故国,心怀恢复理想,对新朝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清圣祖亲政以后,有鉴于顺治和四大臣辅政时期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遗民与新朝的紧张关系,调整政策,其中在对明遗民的争取方面,采取和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遗民策略,这包括:营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生态,诏举“博学鸿儒科”,以及重开《明史》馆。在圣祖政策的感召下,明遗民整体上发生了深层蜕变,逐渐由敌视到认同,由反抗到亲附。     

薛季宣《未央宫记》与汉长安城未央宫

南宋永嘉学派宗师薛季宣撰著的《未央宫记》一文,收录在薛氏文集《浪语集》当中。由于《浪语集》在后世流传稀少,清代考订长安城宫室建置的学者,没有能够利用这篇文献。文章对《未央宫记》的文字内容做了初步校勘,在此基础上,指出薛季宣撰述此文,本来是出于应对博学宏词考试的需要;进而又指出,恰恰是由于博学宏词考试对博学的要求,促使薛季宣广泛搜集并认真考辨相关记载,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未央宫内各项建置的总体构成状况,表述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区内部的各项建置,在学术史上和史料价值方面都具有特别意义。虽然考古工作者已经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区发掘了很多重要遗址,但要想作出更为全面准确的复原,仍然需要充分利用文献记载。     

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

隋代选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前后转换的过程,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朝以来的察举制度,实行分科举人,创设了新的科目。在察举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秀才、明经等察举科目,在隋代开始向秀才、明经、孝廉等科举科目演变。新创的进士科是隋代政治变革的产物,与秀才、明经等一起构成隋代科举制形成中的重要一环。隋代察举特科在继续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外还新设立数量可观的新科目,这些新科目也演变成制举科目。随着科举考试进用与投牒自进制度在隋代最终成型,隋代完成了察举向科举的转变。科举不是具体起源于某一科目创设,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演进。     

宋代策问中的科举

试策是宋代科场上的重要文体,宋代试策承以唐制,应用广泛。宋代策问中涉及科举的部分,一般会提问历史上与本朝的科举学制、士风与人才、科场弊端、科目兴废等问题。北宋的科举之问一般篇幅较短,南宋则篇幅加长,内容更为丰富,在传统的发问之余,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命题,如王十朋将前朝取士与政局翻覆结合起来的质疑,陈傅良关于恢复唐制的想法,周必大、朱熹、许应龙等在策问中对于词科的不同态度,以及程珌对书院的提问等新内容。浙东学者对科场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而浙东地区在科举中取得的成功,对相关科场文章的撰写指导也形成了正面并且循环的刺激。浙东学者在科举之问上也投以一贯的关注,而在策问的制度沿革方面尤能体现其所擅长。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翻译科

翻译科是清代科举中的一项特科,是清统治者结合本民族实际情况对科举制做出的一项重要创新.它的出现在带动科举制度重大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科举制度的内涵.翻译科经历了顺治年间的兴起、康熙时期的曲折发展、雍乾嘉时期的鼎盛以及道光朝以后的衰落,其发展脉络几乎与清王朝的历史相始终,在为朝廷培养精通满蒙双语的人才、保持国语故俗和增强满洲凝聚力等诸多方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了特殊而又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整体环境的缺失,翻译科最终无法抵御先进文化的冲击,随着科举制一起消逝在滚滚历史洪流之中.     

略论徐釚的《词苑丛谈》

清代的词论,比了词的创作,成就要更大一些。而在浙派词人占统治的清初词坛,徐釚的《词苑丛谈》,可说是在“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静志居诗话》)的一片卑弱的词风之中,透露了一点要求补偏救弊的呼声;对后来兴起的常州词派,在思想和理论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徐釚(公元1636—1708年),字电发,号虹亭,江苏吴江人。据朱彝尊《徐电发南州集序》及《清史稿·朱彝尊传》载:釚于康熙十八年与朱彝尊等同试博学鸿词,并同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徐釚与朱彝尊不仅同入史馆,而且“又僦舍同居”,在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取士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韩国(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是中国域外科举制度的典范,韩国历史上科举的地位甚至不亚于科举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越南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历史上东亚诸国的科举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属于中国科举的。东亚国家效法中国建立科举制,有力地促进了本国文化水平的提升。     

从《词学指南》看宋代博学宏词科的考试

宋哲宗绍圣元年立的"宏词科",实际是对罢诗赋、制科流弊的补救。也因其高层次而成了宋代的一个重要科目。中词科后,一般都能委以重任,对士子有较大的吸引力。王应麟发誓考中词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某种意义上,王氏编撰的《词学指南》,一方面是一种忆念,另一方面也是研究词科的基本史料,能见出词科考试的具体情形,以及如何应试、写作指南等。     

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文选》学在唐宋时代非常发达,进入元代则迅速衰落,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直至明清时才再度繁荣。造成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蒙元伐宋时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对儒生文士的冲击,影响了《文选》学的传播主体;《文选》与科举的词赋科密切相关,而元朝科举的废兴则导致了《文选》学的迅速边缘化;元朝科举考试时科目设置重理学的倾向加速了重词赋的《文选》学的衰落,这是元代《文选》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历代安徽籍状元谱

一、安徽籍状元知多少？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始于隋，历经唐、宋，延至元、明、清，终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诏令废除，计1300多年。科举考试是分科考试，设有很多种类和科目，最重要、最难考、影响也最大的是“贡举”中的“进士科”。进士科一般分为三级考试，所谓“三年大比”，即考试分三年举行，     

词学研究的开拓之作——评沈松勤著《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 ,宋词向来被誉为“一代之胜” ;唐宋词也成了中国词学史上谈论的热点。而传统词学则往往注重唐宋词体本身的文学性、抒情性、艺术风格以及词律、版本等方面的研究 ;《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则将唐宋词置于唐宋社会与文化这个大背景下 ,考察其原生状态、功能特征及繁衍发展 ,这不仅体现了著者不安于传统而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 ,更重要的是为推进词学的发展 ,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大量事实表明 ,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 ,它同时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 ,人们…     

《蕃锦集》与唐诗

朱彝尊是清代诗词大家,浙西词派的初祖。他的词,据《曝书亭集》(康熙四十七年刊本)所收,共一百九十七调,五百一十五首。本文拟就是《蕃锦集》与唐诗的渊源谈谈自己的心得,以就教于方家。 《蕃锦集》共收词一百零九首,全部是采融唐人诗句的集句词。一般都具有“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无凑泊之痕,有生动之趣”(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的特色。尽管采融词句入词的写作方法,宋、明以来已有王安石、苏轼以及刘基等人为之,而数量多达百余首     

浙江四十年唐宋词研究

浙江的唐宋词研究,有悠久的历史。自宋以来,浙籍词人甚多,与创作呼应的词学探研,相当发达。南宋浙籍和流寓浙江的词学家周密、张炎、沈义父等人撰述的词学著作,开创了唐宋词的研究工作。元、明两代,浙江词学研究不断发展。清代浙西词派,曾执词坛牛耳,创作与理论均有建树。流风余韵,延及民国。清末四大词家之一的归安人朱祖谋,专意整理词籍,编集《彊村丛书》,对近代词学的发展,贡献甚大。朱祖谋提携的许多青年学者,     

“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康熙帝诗学观与清初诗风之转变

诗学潮流的转换,一方面固然受到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亦需考虑政治因素的作用。讨论清代诗学,宗唐与宗宋的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康熙诗坛唐、宋诗风的消长,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尤深。当诗歌被用来作为一种显示国运盛衰的工具,并由帝王亲为示法时,士人们尊唐抑宋的诗学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代明算科

<正> 明算科是唐科举常科之一。关于明算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仅就以下三方面进行汇综整理,以填补科举制度研究中的一项小的空白。至于考试的具体过程,笔者已在《唐科举研究》(载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历史分册》)中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1.创设时间唐代明算科创设于哪一年,史无明确记载。高祖武德四年颁发的敕文云:“请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在唐朝廷颁发的这道关于常科首次开科的敕     

清赋概论

赋文学至唐宋体变虽穷,然经元明之仿古,清复其盛,亦可谓“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尽管清赋由繁盛而衰亡,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学共有的末代命运,但其绚烂的创作现象,实为赋学研究之重要范畴。一清赋体制、风格之复兴气象,既非赋体的更化,亦非赋艺的宏扬,而是清代政治、文化的反     

王应麟的“词科”情结与《辞学指南》的双重意义

王应麟一生怀有"词科"情结,影响到他的行为选择和著述取向。他的《辞学指南》是现存唯一一部研究宋代词科的专书,在中国科举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又在文体形态研究、骈文批评思想和文话著作体裁特点等方面,为中国古代文章学史增添了重要的篇章。这就是此书在学术史上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