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对理想人性的向往和追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兴起了一场国民改造思潮.不少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再造国民,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思考.启蒙思想家们所进行的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基本上都可集中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近代欧洲的“中国形象”及其乌托邦价值

17世纪以后 ,中国与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潮。来华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书信、报告、著作、回忆录以及翻译中国典籍 ,把一幅关于中国的“肖像”展示在欧洲人面前 ,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知识 ,开阔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化对启蒙思想家的激励和影响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和评论 ,构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蔚为壮观而又意蕴无尽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时代 ,中国成了欧洲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王国”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或“乌托邦”发挥了巨大的参照系的功能 ,对他们的社会改造方案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的典范或“乌托邦”在启蒙时代激励了欧洲人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     

贝卡里亚刑法思想哲学根基探究——兼论常识、常理、常情

贝卡里亚作为近代刑法学的开山鼻祖,其恢宏博大的刑法思想与刑法理论是构建于社会契约论与功利主义哲学观基础之上的.他在传承启蒙思想家们已有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基础之上,又赋予其新的蕴涵与价值,指出社会契约论的精髓在于民众的认同,民众又是基于功利主义哲学观即人性中所固有的趋利避害之特性来认同社会契约的.而民众这种趋利避害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常识、常理、常情.由此,刑法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必须符合常识、常理、常情.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论文学研究会对“民众文学”的探讨

文学研究会以真挚的人道主义态度,试图推动小说逐渐靠拢民众、启蒙民众,因此"民众文学"作为启蒙民众的必要手段,首次在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中引发大讨论,其探讨内容主要涉及到"民众文学"的写作方式、"民众文学"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讨论者都认识到"民众文学"的重要性,更可贵的是,他们还意识到"民众文学"可能会剥夺作家自由创作的个性特点,也有可能会使作家丧失启蒙姿态而流于世俗.虽然这次讨论没有结论性的成果,但是留下的问题值得深思.     

论严复中西道德比较与结合

论严复中西道德比较与结合李承贵，赖虹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启蒙内容涉及诸多领域，其中“新民德”、改铸国民性格是他启蒙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严复认为，西方“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而无所屈”①的国民性格很值得中国人效仿，但这种国民性格是...     

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

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本文先分析启蒙思想在英国的代表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法国的代表卢梭的"情感主义"、在德国的代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再分析伏尔泰等抨击教会的法国思想家对人文精神和基督信仰的态度;最后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文章反驳了上述流行结论,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核准,而且提供了必须的补充。     

近代心学复兴之路--以维新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阳明心学被推崇是近代唯意志主义思潮勃兴的重要表现之一,近代时期被用来加强非常国情下国民的心力.它有三种重要形式一,"仁"的博爱思想,被近代思想家作为与西方"人人平等"的政治学说相沟通的重要工具.二,以"心为主宰",不依于天地万物,突出了"创造"的现代精神传统.三,"自作主宰","无假于人"的准个体性原则,也成为启蒙"自由"思想的重要契机.     

陶渊明桃源理想的文化意义

人类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放弃过对至善至美理想人生和社会的追求.不同信仰、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包括文学家们,提出了不少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在这众多的理想社会模式中,中国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无疑是别具一格的.充满了审美的诗意的情趣,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及民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把桃源理想放在人类文化坐标系这个宏大的背景下去考察,更能看出它的魅力之所在.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

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两千年之久的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臣民观念开始瓦解.在传统天下观念逐渐式微的同时,主权意识在近代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日渐明晰起采,并引发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知识分子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救国需要新国民,并对国民的"奴隶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新国民"应该具有权利、义务、独立、自由、尚武、公德、自治等特质,但当他们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时,又往往"变通"的提倡从日本学来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国民思想,要求人们为了国家的权利、自由而限制甚至牺牲自己的权利、自由,徘徊于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之间,并最终滑向了后者.     

从"以公克私"到个体"私"意识的萌动——宋明公私观念的人文启蒙意义

自古以来,"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深厚的"原罪"意识,其根深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私"之初,并非起源于个体观念,缺失个体是传统文化最大的积弊.在中国历史上,人文思想的启蒙,往往突破私的禁锢,闪现个体化的萌动.一种文化形态何以塑造出这样普遍、持久的崇公灭私的文化心态,是深入认识国情和民族性的重要问题.宋明理学的思想家们以身、生、情、欲的观念,重新发现"私"的合理性,逐步推动了人文思想的启蒙.     

试论“五&#183;四”之前思想启蒙者缺失之根源

以"五·四"运动之前的历史时代为参照,从传统社会政治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追求、心态、人格、民众意识等方面深入分析,可知,传统社会思想启蒙者缺失的根源主要有七个方面:心态文化层的封闭、传统士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缺失、追求真理的理想变异、关注民众意识的理念缺失、古代"民本"思想的孱弱无力、启蒙"资源"的匮乏、社会经济和思想基础的缺失.当这些羁绊消减的时候,时代的思想启蒙者就会涌现出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传统社会理想

"大同"、"小康"是儒家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们倡导的社会理想,反映了古代人民对美好的社会状态的追求和向往."大同"、"小康"的理想和传统,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民族思想前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现实发展道路的选择.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在21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没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千百年美好社会理想的必由之路.     

报刊、小说、戏曲——近代社会教育与女性国民意识的培育

近代以来,女性国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生活的变化是与戊戌以来女性国民意识话语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的;报刊、小说、戏曲在开启民智、启发女性国民意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正是在启蒙思想家社会教育构筑的文化话语环境中,女性从为家庭承担责任和义务上升到为国家民族承担责任和义务,并进一步转变到被有意识地呼吁女性应该享有与男人同样的社会权利,而这正是国民民意识崛起的体现。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女性国民意识的培育表现出突出的时代特色。     

丁帆"学者随笔"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随笔,是当代散文创作中一个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现象.针对百年来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文化症结、悖论现象以及当下学者的"精神休克",丁帆"学者随笔"通过解读中国明清与现代学者的精神世界及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其著其人,呈现了类似"巴金式"的文化焦虑.他以学者自我精神启蒙为理想,以悖论思维为论说考释的方法,在随笔写作中建树了人格审美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基本品格.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宗教气”的批判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气"和教士人格予以高度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并不比民众更少,尤其是在独断地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掌握了超绝的客观真理、缺少对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等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很多.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