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蒙古族曲艺艺术“胡仁·乌力格尔”面临的危机

蒙古族具有丰富的口头文化遗产，蒙古说书艺术“胡仁·鸟力格尔”（胡仁·乌力格尔是说书艺人用低音或中音四胡边拉边唱古今中外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是其中的一朵奇葩。但是，如今，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胡仁·乌力格尔”艺术。由于多种原因失去往日的辉煌，濒临消亡的境地。1．“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正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听众；2．“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说书艺人）日益减少；3．胡尔奇演唱“胡仁·乌力格尔”的地域范围越来越缩小；4．胡尔奇演唱的“胡仁·乌力格尔”之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书本故事与口头文学的联系

蒙古民间口头文学体裁种类繁多。其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本森乌力格尔”体裁。即“书本故事”。它是在中央亚与远东文化传统的交融中产生的。这种体裁作品的名称也证明了其综合性。“本森”一词源于中国民间用语“本子”(书本),“乌力格尔”是典型的蒙古语,意即“故事、特殊的叙事诗歌”。据说书人说,此种体裁形成于18世纪的东蒙古,学术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充实这一证据。     

重构的多民族社会互动交融的民间叙事文本——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的社会学分析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性艺术形式与文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以中原等汉地历史小说和民间故事为文本的“胡仁·乌力格尔”在独特的时空中获得延伸和扩展,经过东部蒙古地区“胡尔奇”的精彩演绎和重构,在广大蒙古族聚居区民众中产生了巨大文化、艺术与社会影响。“胡仁·乌力格尔”这一民间叙事文本的重构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民族历史以来互动交融的文化与社会关系,成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的重要成就和依据。进一步挖掘、整理和重构“胡仁·乌力格尔”等民间叙事文本无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蒙汉等多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途径。     

试论成为胡尔奇的途径

通过田野调查和胡尔奇个人研究发现,蒙古族民间艺人成为胡尔奇的途径有很多种。本文重点从代际传授、拜师学艺或请教、“本森乌力格尔”、媒体平台和胡尔奇培训班等维度,剖析如何成为一名胡尔奇的途径。通过探索蒙古族民间艺人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胡尔奇,受单个途径或多个途径的综合影响,且个体之间存在独特性和差异性。     

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新趋势——“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不断深化。首届胡仁·乌力格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胡仁·乌力格尔这一主题,从胡尔奇及其流派、胡仁·乌力格尔文本、胡仁·乌力格尔艺术、蒙汉文学关系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探讨,取得了广泛共识,为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的启迪。     

国外学者对胡仁·乌力格尔的研究概况

胡仁·乌力格尔在东部蒙古地区产生并广泛传唱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 ,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只有 80年的历史。最早着手研究胡仁·乌力格尔的是国外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蒙古国的学者们 ,前苏联、德国、匈牙利、英国、日本国学者也很注重胡仁·乌力格尔研究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仁乌力格尔在科尔沁地区发展的原因

胡仁乌力格尔产生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统一说法。以朝克图为代表的有关专家认为,在17—18世纪初产生在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卓索图盟土默特旗,19世纪初胡仁乌力格尔不断壮大,中心向北迁移影响了科尔沁,科尔沁成为胡仁乌力格尔发展的中心。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胡仁·乌力格尔”的载体胡尔奇研究——以“毛依罕杯”胡仁·乌力格尔大赛实况分析为例

2006年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单位在毛依罕的家乡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举办了“纪念曲艺大师毛依罕诞辰100周年活动暨中国.内蒙古乌力格尔艺术节”。此次艺术节云集了众多民间艺人,他们在地区分布、年龄结构、演唱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     

首届“胡仁乌力格尔高层论坛”在我校召开

由我校蒙古学学院和市校合作平台一科尔沁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创新团队、中共通辽市委宣传部、通辽市文化局协办的首届“胡仁乌力格尔高层论坛”近日在我校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通辽市艺术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8名从事胡仁乌力格尔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并发言。     

混沌·分形与说唱音乐——蒙古族乌力格尔的音乐分析

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音乐是具有多声部的特征,旋律的结构与形成发展都有其特殊的表现手法,在此文中用混沌分型这一新型理论来研究乌力格尔音乐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蒙古族传统艺术乌力格尔的音乐构成,从而更好地见其本质,展其风韵,传其美名。     

胡仁乌力格尔曲调题材分类法研究兼谈音乐形态——以《郭尔罗斯乌力格尔与曲调》为例

长期以来,胡仁乌力格尔曲调分类被音乐角度的唱腔分类法所独居,这种分类法虽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曲调的流变性以及胡尔奇的即兴特点使得这种分类暴露出缺陷。而剧本文学的相对稳定性,使得题材分类法研究变得具有可行性。这种分类法清晰易懂、便于普及、逻辑严密、易于归纳。以题材为视角,通过百余首乌力格尔曲调脚本的分析,可以将其归纳为结构类、政治类、落难类、战事类、颂赞类、思念类、亲情类、神话类八种曲调。题材分类法是乌力格尔曲调的新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研究意义在于缕清胡仁乌力格尔艺术本体的脉络,明晰其艺术结构,以便易于了解和掌握这门艺术。     

《<罗摩衍那>在蒙古》

蒙古书面文学作品从其产生之日至今七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从广泛的文学交流和许多外来文献中汲取着营养,而这些文学交流和外来文献早已成为东方学家的研究对象。印度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的蒙古文译本几乎从蒙古文学产生的最初阶段就成了蒙古书面文学的财富,这些译本引起了研究家们的极大兴趣,由此便出现了一批研究这类译本的专门性著作。诸如《魔尸》、《阿日吉—布日吉汗的故事》、《乌力格尔·达赖》(《故事的海洋》)这类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对蒙古族文艺、民俗的影响

每一种艺术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胡仁乌力格尔深受东蒙古地区人民的欢迎,在流传过程中,对东蒙古的社会、对蒙古族传统艺术及民风民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试论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胡仁乌力格尔形式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蒙古族民间信仰、蒙古族民间文学以及蒙古族民众的历史观等方面。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比较研究

胡仁乌力格尔与鼓词的兴盛时期同为清代中后期,这两个分属不同民族的说唱文学的关系如何,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本文从说唱体制、题材内容、流行时间及地域三个方面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这两种说唱文学确实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简评刘心武的“秦学”

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著名作家刘心武演讲其创立的“秦学”（“秦可卿学”），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红学热”。有人问我对“秦学”的看法，我觉得就本质而言。刘心武不是在“讲红学”．只是在“讲故事”。但他的“秦学”也有可取之处，即认为《红楼梦》中荣国府“荣禧堂”的原型，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时为江宁织造署中孙氏（康熙幼时的保姆）内堂题“萱瑞堂”匾额之事。而“座上珠玑昭日月．     

浅谈中胡在淮海戏伴奏中的重要作用

戏曲伴奏是戏曲舞台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文场”（管弦乐器）和“武场”（打击乐器）两大部分组成。在淮海戏伴奏中,中胡是抒发音乐情感语言的主要乐器,可以通过托腔包腔、领奏、独奏等形式,使原始单调的伴奏效果逐步趋向完美中发挥一定作用。     

薪火相传国粹生辉（二十七）——北京京剧院名家专访——陈俊杰：裘派，雄踞净首

京剧裘派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净行流派,其艺术精华在于既有韵味无穷的唱腔,又能以高超表演技巧去刻画人物性格。净行演员裘盛戎以其父裘桂仙的唱腔唱法为本。吸收了金（少山）派的演唱技巧与郝（寿臣）、侯（喜瑞）等派的表演艺术。形成了铜锤和架子花脸融为一体的新风格,称为“裘派”。     

铭史承志,大道如虹——试评人民日报评论部著《习近平讲故事》

故事是最流行的话语,是与人沟通、连接、互动的资本。故事里的中国,一脉相承之中充满修身、齐家、治国的大智慧。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著的《习近平讲故事》一书采取“故事+延伸解读”的方式展现出故事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如何培养会讲故事的幼师 ——幼师生讲故事技能的培训方略分享

讲故事是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但是实际情况中很多幼儿教师在进行故事教学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讲故事技能的培训除了需要个人的悟性之外,更重要的是有老师的正确有效的指导。但是很多人都是从故事讲述者的角度来论述如何提高“讲故事技能”,很少有从幼师培训人员的视角谈论如何培养会讲故事的幼师。本文基于《幼儿故事说与编》课程教学实践的认识和思考,主要从一名幼师培训工作者的角度来探讨：在高等院校的学前教育师资培训过程中,应该如何快速有效地提高学前教育准师资的“讲故事”技能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