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传统宗族与跨国社会实践

作为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一种有效传统社会组织,宗族曾经被自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视为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落后组织而加以打击,一度销声匿迹。过去的20多年来,东南部乡村尤其是闽南乡村见证了宗族组织的普遍复兴。作为产生于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宗族显示了其在全球化的现代化条件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基于血缘上的认同(当今仍然是重要的几种基本认同之一),宗族成为联结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的另一种跨国纽带。从闽南一个宗族的个案当中,我们可以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宗族制度控制与社会秩序——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不同的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性质各异,但它们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宗族组织作为控制主体,其存在的必要前提是其自身的合法性。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作为乡村社会的控制系统而长期存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利用宗族组织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稳定乡村社会的秩序。清代族权的政权化倾向使得宗族组织获得了控制主体的合法性地位。徽州宗族组织通过族权控制和宗族法控制,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有序控制。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当前农村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以广西Z村为个案

随着宗族在一些地区的复兴,宗族组织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使其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Z村中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这一并存的宗族组织现象中,具有意味深长的内涵,是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的切入口。通过从Z村村民加入宗族的动机、对宗族的认识中,了解村民对于两个宗族组织的不同态度。并通过考量农村社区的环境,从宗族与传统文化,宗族与社会资源,宗族与正式权威,宗族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结论。宗族中的个体是宗族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村民态度主要受到宗族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源与本人的距离的远近的影响。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当代农村宗族组织保障功能之发挥

宗族组织于上世纪80年代在农村地区广泛复苏,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其在传统社会时期为保障族人生活及地区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当代宗族组织自身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保障性功能发挥更无从谈起。故以其保障功能为出发点,总结发展问题,探析发挥路径,使其在新时期拥有更多参与感与正面作用,对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有所裨益。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及控制对策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农村社会控制系统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文章分析了农村宗族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宗族势力抬头的社会基础,说明其落后性及危害性,进一步探讨对农村宗族势力抬头问题的有效控制对策: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功能;二、加强农村法律建设,维护法律在农村的严肃性;三、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素质,淡化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宗族意识;四、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改变宗族赖以生存的血缘、地缘、利益关系。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踐

宗族是中国古代汉族社会的重要社会组织,国家政权同宗族组织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乾隆朝曾有较大规模治理宗族的实践活动,对此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宗族组织和清政权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了解清代社会也有所裨益。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国外政党现代化的观察与思考

政党现代化是指政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自身发展和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对思想观念、组织结构、组织基础、制度规范和活动方式等政党要素进行的调整、转变或转型。政党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的普遍选择,是政党政治科学发展的关键变量与核心驱动。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并行,国外政党率先开启了政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国外政党现代化实践形式多样,历史经验丰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对此,从政党基本理论的角度加以认识,从政党政治发展规律的高度加以把握,有利于在理论上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有利于在实践上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论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隐含性特点

当代复兴的宗族组织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冲击后的残存宗族,组织形态与传统的宗族组织相比,已表现出现代社会才能有的特点。本文以青龙村各时期的行政制度与当地宗族制度重合程度及宗族的日常活动为例来分析残存宗族组织的隐含性的特点。     

宗族与减贫——基于贫困地区的研究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宗族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农村贫困地区宗族关系和农村贫困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宗族多样性越大,以贫困差距比、贫困缺口平方、收入差距比为指标度量的贫困状况显著减小。因此,宗族可能通过阻碍市场化和村民自治给贫困地区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此说明在农村扶贫和促进村庄发展中不能忽视农村宗族等传统因素的影响。     

祁门县马山村叶氏叙伦堂乙酉年春祭活动考察报告

祭祖是徽州宗族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过去这项活动被认为是封建迷信而制止，在徽州众多地方很少举行。已经鲜为人知。并且有在徽州消失的可能，人们只能在有关文献资料查找，而在安徽省祁门县箬坑乡马山村却能比较完整进行春祭活动。整个活动环境热烈、过程繁杂、组织完整、程序规范、仪式隆重。有较强的宗族色彩。为研究徽州宗族的祭祀礼仪，以及民间音乐有着良好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宗族人口探析

<正> 人口是构成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因素,而由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宗族便是人口所赖以存在或附着的主要形式。在古代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宗族对人口的影响很大。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宗族人口的一些方面谈点看法。一、宗族对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变化所起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宗族群体中,宗族对人口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