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

熊彼特否定了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以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替换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即从规范性的民主理论转换为实证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制度安排,并且分析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条件和弊端。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作为中性的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是可以结合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对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选举来界定民主是现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方法。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而要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     

村委会选举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治理——基于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乡村社会的民主进程,村委会选举日渐规范化。学者们对村民自治的观察与研究大多以民主的视角展开。然而,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关注选举程序及其民主效应,忽视了对组织环境因素的考察。实际上,村民自治是在乡村社会中实践的,村民自治的绩效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规制。因此,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从组织而非民主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可以发现,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它深深嵌入乡村社会之中,更容易受组织环境的影响。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自治组织因受环境的过度影响,有时无法按照设计的民主目标运转,出现了所谓的"目标替代"现象。而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民主化,也不是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相反,有时却是选举程序与乡村治理的背离以及种种异化现象。为了促成乡村治理的善治,在程序民主的视角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组织治理的视角,使村委会选举更加契合于治理,以促进村民自治绩效的提升。     

乡村选举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以公共选择的理论视角 ,对我国乡村选举的具体过程与发生的问题进行考察。指出选举制度与乡村选民的知识背景成为当前我国乡村选举种种弊端的根源 ,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乡村民主的深入与村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选举民主:从广度到深度

1978年以来,中国的选举民主出现了显著的进展,从广度上体现为村委会选举、社区居委会选举、乡镇长选举、乡镇党委选举以及人大代表的选举等方面;从深度上看,选举的广泛性、公平性以及竞争性均有所加强。这些选举领域的进步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二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改革和发展民主必要性的认知与推动。中国选举民主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不断提升其对人类政治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同,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治理的需要,逐步提高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     

安福国会议员选举论略

国会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安福国会一向是作为民初中国民主政治腐化与衰败的政治符号而存在的,更普遍地被学界认为是军阀玩弄强权与实力的一场政治游戏。综合考察安福国会议员选举的过程,我们会发现,相对于民初第一届国会选举而言,它有更多的腐化与堕落的烙印,诸如选举过程中严重的贿选、包办与舞弊问题等,但选举法律的制定与选举形式的存在,无形之中便标注了其堕落的底限。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与评价安福国会的选举,将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民主政治在中国的走向。     

我国人大直接选举中选举委员会人员组成研究

选举委员会人员组成应当体现民主性,但若要求其完全通过选举产生,就既不符合法理,也无现实可操作性。选举委员会与人大对民主的类型和程度的要求有别,前者需要参与民主,后者基于选举民主。选举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其所体现的民主只能是参与民主而不是选举民主。对选举委员会而言,独立性和中立性是其所追求的首要价值。我国《选举法》应当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保持一定比例的普通选民,地方性法规中应当细化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条件和产生程序,可以借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关于村民选举委员会由各方推选产生的规定,将农村基层民主运行方式推及到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     

四川选举民主与浙江协商民主之比较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在我国的实践和运用,形成有四川选举民主模式与浙江协商民主模式。前者以自由、公开、竞争的选举为主要特征,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协商民主作为有效补充,其发展前景堪忧;后者为民众搭建了一个与政府平等、自由、自愿进行沟通、交流、协商的公共对话平台,拓展了基层民主,但由于缺乏选举民主的作前提保障,其也陷入了发展困境。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而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保证,二者共生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有的题中之意。     

论民国初年的选举法

选举的力量在于 ,它是民主的制度保障。民国初年的选举制度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和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各项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及选举技术都是通过选举法予以规范的。民初选举法为同一时期选举制度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近代民主宪政建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民初选举法在法理上的局限 ,使选举法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论公民选举权保障制度

选举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公民选举权的实现需要选举制度保障,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是选举制度产生和嬗变的历史动因,也是选举制度发展的价值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公民选举权有了更切实的制度保障和物质保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在行使选举权时还受到了诸多制约。因此,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参照有关国际法律的规定,不断丰富公民选举权的内容,拓展其范围,创新其实现形式,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其保障措施,仍然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和人权保障中面临的重要任务。     

协商民主背景下的选举制度完善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末期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大多数民主理论的核心.选举制度是建立在以投票为中心的选举民主的基础上的,由于选举民主存在自身局限性,协商民主的导入,有助于选举制度的完善.     

选举管理的理念与制度模式

选举管理属于政治管理的范畴,是对选举行为的规范和选举事务的管理,其宗旨在于确保选民的投票自由和竞选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确保选举的法律制度真实有效地规范所有选举行为.选举管理的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到民主的质量.本文对选举管理的三种制度模式,即独立模式、政府模式和混合模式进行了初步分析,揭示选举管理制度对自由公正选举的保障作用.     

民主选举与选举民主

伴随又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民主的认识也随之前进了一步.虽然如此,但由于现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人们往往看不到问题的本来面目,而被其表象所迷惑.尤其是在关于选举与民主的关系,选举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大规模的选举并以此来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但这些举行了选举的国家是否真的就是民主国家呢?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那么,究竟怎样理解选举民主与民主选举之间的关系呢?弄清楚这个问题,无疑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主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选举制度现状分析

选举制度是伴随着近代民主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重要标志。适合国情的选举制度是民主体制良好运行的前提,因此,完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选举制度成为各国政治发展关注的焦点;我国的选举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     

论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属性、功能与规则

在西方国家,选举政治是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研究选举政治是揭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之面纱,深刻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的关键.以普选为核心的选举政治从形式上看,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议政治”、“契约政治”和“多数政治”的范畴.然而,从实质上看,它对于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又是“专制政治”和“少数政治”.选举政治具有政治精英的合法遴选功能、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授权功能与政治监督功能、政治精英和执政集团的平等竞争与和平更迭功能、公民政治参与和认同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选举政治遵守普遍选举规则、平等选举规则、直接选举规则、自由选举规则、秘密选举规则.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乡村选举研究三题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就我国乡村选举的有关问题作了分析。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选民的选择取向与村民委员会的人选；第二，政治民主与民间民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的民间性；第三，乡镇领导干部认知上的误区及其尴尬的角色。     

论党内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从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来看,选举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要坚持党内选举。从党的历史来看,从建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践行党内选举制,迄今没有中断过。从现实来看,党内选举改革可以带动其他党内民主要素的发展,进而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整体性进步。党内选举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突破口。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代议制下精英民主理论之再述

由于全国性的直接民主运作成本高昂,使得现代巨型民主以代议制为主,代议制民主又与选举制度紧密勾连,而竞争性选举往往会产生政治精英,这便可能会导致民主与精英之间的二元分裂。随着精英理论对民主的工具性改造与程序性转变,精英民主理论为各国学者所认可与接受。民主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着政治精英,而在于人民能通过选举等制度设计将其行为限制在制度框架之内,对人民负责,在重大问题上人民有最终决定权。     

地方自治视野下村委会选举的法律规制——基层民主的规范与监督

当前,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存在不正当竞选、选举之后监督机制缺失等突出问题。应当在地方自治理论指导下,对我国村委会制度进行重新定位。村委会是特殊的地方自治组织,村委会选举的目的是有效实现村民自治,地方自治理论对村委会选举有着独特的民主要求。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等国外的地方自治制度,特别是借鉴其对地方自治团体的选举制度安排、对地方自治团体的监督机制和地方自治团体中居民权利的法律救济。应当以地方自治理论规范村委会选举,借鉴国外地方自治团体的运行结构,完善村委会选举的程序规范,健全村委会选举的监督机制,并建立司法救济途径,构建我国的居民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