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

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有二:从理念的层面探讨,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具体制度化;从制度的层面考察,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都是一种"私力合作"的司法模式,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内容。其区别有三:缘起不一致;表现的维度不一致;体现的模式不一致。     

论中国司法独立的现实障碍及实现途径

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司法独立面临的现实障碍主要有体制层面的障碍和司法文化层面的障碍.要克服这些障碍实现司法独立,应从以下二方面入手一是规范法院管理体制;二是培育现代司法文化.     

住房权宪法保护之模式分析

住房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它对人权体系中其它权利的享有举足轻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从宪法层面对住房和与住房有关的权利加以规定和保护,住房权的宪法化和救济的司法化趋势非常明显.住房权宪法保护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宪法明确规定住房权,并作为国家政策指导原则给予间接司法保护;二是宪法明确规定住房权,并给予直接司法保护;三是宪法未明确规定住房权,但通过其它方式予以间接司法保护.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 ,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司法权威: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及起点

司法权威具有状态、结构和要素三个层面的含义,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重点和起点三个关节点正好相互对应。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应当以确立法官独立、造就具有魅力型权威要素的法官为起点,以赋予法院完整的司法审查权、构建权威型司法结构为重点,才能达到高效而理想的司法权威状态这一司法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问题梳理及实践动向

环境标准的法律效力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环境标准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的效力定位;二是作为具体的环境标准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及其实施方式;三是环境标准效力的具体法律实现。在这三个问题上,尽管学界达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但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的相关动向却展示出不同的趋势和取向。梳理这些差异,有助于深化对环境标准与环境法关系的认识,推动我国环境法治科学发展。     

"歇家"介入司法领域的原因和方式

"歇家"参与司法领域的最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利用其赋役征收功能延伸到司法领域.二是利用提供食宿服务功能延伸到司法领域,三是利用其保人、职役、解户的身份直接或间接干预司法审理及监狱制度的延伸管理.由于其延伸功能之途径有别,所以上述"歇家"参与司法领域的演变轨迹亦不同.     

论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地方司法实践的探索不断展开,我国刑事立案标准逐渐呈现出三重意蕴。在刑事诉讼法律层面,“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被理论界普遍认为是我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由此形成了立法层面上的宏观标准。由于宏观标准过于抽象,最高司法机关和国务院主管部门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立法上的刑事立案标准进行了细化,由此形成了司法层面上的中观标准。籍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辅助,办案人员可以按照某一类案件的证据清单审查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证据层面上的微观标准。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都有各自的实施场域和作用空间,三者相辅相成。通过分析和研究刑事立案标准的三重意蕴,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其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为我国刑事立案制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论当前我国司法创新存在的六大问题

司法改革创新对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司法改革创新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六大问题:一是司法创新价值理念传播不广泛;二是司法创新缺乏科学性统筹安排;三是司法创新当代制度建设起步较晚;四是司法创新激励机制薄弱,手段单一;五是司法创新人才不足;六是司法创新研究和经验总结不足。因此,针对这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我国司法改革创新的持续进步。     

完善我国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的法律思考

日常家事代理是指夫妻双方在日常家事范围内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时,可代理另一方行使相应权利。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并没有规定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基于日常家事代理事实的法律纠纷,迫切要求立法层面就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内容、方式、原则、法律责任等做出明确规定。在相关立法出台之前,我国应在司法层面对法官审理日常家事代理纠纷的自由裁量权予以规范和限制。     

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的教义学限制

立足司法裁判实践,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主要涉及三种类型：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对象”实施的犯罪、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空间”实施的犯罪和以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为“工具”实施的犯罪。进一步从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审视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被人为放大,突出表现为：司法解释过度扩张和司法裁判过度入罪化。为解决这一问题,尝试引入刑法教义学理论,从司法适用角度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刑事风险放大化的限制路径。     

论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对策

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对策主要是从高校层面看:一是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的基础作用;二是强化"三育人"中的师者人格魅力作用;三是强化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观导向作用。从家庭层面看:一是营造充满正能量的家庭氛围;二是培育亲情浓郁的家庭关系。从社会层面看:一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教育引导;二是媒体舆论宣传的正确导向;三是榜样力量的示范;四是常态化的行为实践。     

论司法裁判中经验法则的地位、局限性及应用规则——对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在司法裁判中,裁判者必须依靠经验法则才能进行法律解释、证据评价、事实推定等活动。由于具体经验法则的非成文性、裁判者经验法则的个体差异性和裁判者应用经验法则的偏差性等局限性的存在,经验法则的司法应用存在巨大的风险。而克服此种风险应当满足三个规则:一是司法裁判中的经验法则应当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二是司法裁判应合理考量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三是应设立合理的程序救济机制。     

司法语境下的法律人思维

司法公正不但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而且是一种证明意义上的公正。司法公正之实现要求司法者应该具有法律人思维,缺失法律人思维的司法者将很难确定法律真意。法律人思维应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在理念层面,法律人应具有区别于普通人的方法论原则;在具体层面,法律人应具有操作法律的实际技能。     

政治学方法论的体系结构解析

政治学方法论是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结构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由本体论和认识论组成的哲学层面;二是由各种前提假设、定律及其推导过程等研究方式组成的范式层面;三是由具体研究手段组成的方法层面,包括各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步骤。     

也谈实际履行的法律适用

实际履行的责任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违约行为的存在;二是必须有履行的必要;三是必须有履行的可能。同时应积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社会转型期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纳入宪法和党章,这一点毋庸置疑。社会转型期,国家提出能动司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折中和屈服。而过分强调能动司法则有违法治理念,挑战着立法机关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能动司法成为了政治的奴隶,破坏了法体系的内部价值体系。厘清能动司法的利与弊、破解能动司法的消极谜题、把握能动司法积极的法治意蕴非常重要。而要想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法治意蕴,一是要在原则上恪守司法被动裁判的本质属性;二是理清法官能动性的边界,包括明确司法解释边界和避免息诉或拒绝裁判的倾向;三是真正将一切社会矛盾纳入司法的管辖;四是要回归到制定法本身的不断完善的法治应有之义上来。     

程序价值理论的第三种模式

我国的程序价值理论模式大致分两种,但此两种模式都没有解决程序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存在缺陷,无法指导中国的司法改革.程序价值理论应当采纳第三种模式,即:在立法的宏观层面,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构成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而在司法的实践层面,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构成纯粹的程序正义,理论上是不完全的程序正义,在制度上却作为纯粹的程序正义而发挥了作用.只有采纳第三种程序理论模式,才能真正理解法治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为法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法治社会前行中的羁绊:关于司法权威被娱乐化现象的反思

当前中国法治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司法权威在社会转型期间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并有被娱乐化的倾向,这源于司法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法院如果想在树立司法权威方面取得实质效果,必须从现实主义路径出发:一是提高法官业务能力和品德素质,二是裁判文书应传导人性理念,三是合理应对网络民意,四是裁判文书有效执行。概言之,法院做好本职工作是司法权威树立的前提。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