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原大战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进一步激化。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此时，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到西安事变前，阶级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浅析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提出,接着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发展为联蒋抗日的策略总方针,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框架,同时     

爱国主义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精神动力

<正> 一、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建立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前提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结束为期10年的敌对状态,分干戈为玉帛,合作抗日,从而促成了以国共两党为核心,联合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民和海外同胞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成了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前提。国共两党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再次携起手来的。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居次要地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但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仍将“捷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作为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蒋介石认为,“倭寇深入”只是“皮肤小病”,“赤匪猖獗”,方为“心腹之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对日处处妥协,对内全力“剿共”。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误国政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和国民党当局内外政策的变化,中国     

论抗日救亡运动中中间派的贡献

论抗日救亡运动中中间派的贡献邱义林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独霸中国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阶级关系，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下降。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追随蒋介石国民党退...     

中共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失策及经验教训

福建事变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国内阶级矛盾日益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时产生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是国民党营垒的破烈,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中共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与“左”倾关门主义统治的中央分歧很大。“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政策和策略,造成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同时,也是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略的策略方针,正是在深刻总结“左”倾关门主义危害与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试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就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上升和国内阶级矛盾的逐步变化,经历了策略思想的提出、政策的制定而发展形成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并吞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地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国内     

简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神圣职责。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对外,终于在1937年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使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得以实现。本文拟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一简述。     

实事求是的模范——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奋起,反抗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从属地位。可是,王明却视而不见,仍旧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参加了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后回国来到了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少奇同志提出了指导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评阎锡山的“守土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内部各政治集团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一,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不抵抗”派;以冯王祥为代表的主战派;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焦土抗战”派等等。以阎锡山为代表的晋系地方实力派则独辟蹊径,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政治主张,轰动一时。然而,所谓“守土”并非阎氏首创,而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与近代中国“守土型”的国防观一脉相承的,是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密切相关的。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后,又于1933年侵占     

三十年代初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动向

三十年代初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动向陈麟辉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国社会矛盾的新变化。社会矛盾的变化自然又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曾在大革命失败后追随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后面的民族资产阶级，终于被沉重的民族灾难所震动，开始...     

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

(一)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裝侵入我国东北,作为实現其蓄謀已久的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的第一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我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瀕于危亡的边緣。可是,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依然实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軍撤出东北;对全国人民轟轟烈烈     

试论朱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试论朱德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胡松一“九一八”，“一二人”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①的统一战线口号，号召工农兵及一切劳动群众联合抗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７日，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探析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妥协退让转向抵御外侮，这固然是国内外多种客观因素促成的，但其主观因素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内有一支要求抗日的积极力量；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当权者蒋介石本身具有民族意识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在这些主观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转到抗日御侮的立场上来     

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统战政策

以国共合作抗日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这种历史事实,使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着变化.各阶级、党派、集团的一切抗日力量,一致认识到民族斗争是主要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抗日利益高于一切.共产党首先热情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动与国民党谈判.国民党也逐渐改变政策,转到与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日的立场.由此可见,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历史环境下,抗日救国就是全民族的共同利益.     

1942年至1945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北达十四年之久。在整个东北沦陷期间,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当时东北已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加之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这便决定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必然是长期的,只能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既有斗争高潮阶段,也会出现暂时的低潮。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伪满傀儡政权被更紧地绑在日本侵略     

“不抵抗主义”剖析

<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七个年头中,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华始终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对应政策,即不抵抗主义。正是这个主义,解除了国民党北方军队的武装,使中国丧失了东三省领土,造成了华北危机,并导致了芦沟桥事变。对日本的侵华,举国愤慨,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发表了不少声明和演讲,但语多灰色阴沉,即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是空话,毫无抗日主张和计划。事变的第二天,吴铁城在北平召集省市两整委会谈话时说:“希望对日军占沈事,以慎重沉着态度,表示意见。”(1931年9月20日《申报》)9月22日李石曾在北平市党部扩大纪念周上讲:“沈阳事件,吾人可证实国人须和平奋斗,不要感情冲动,须团结内部,一致抗日,自可成功。”(1931年9月22日《申报》)外交部长王正廷,则完全寄希望于国联的裁判,9月21     

“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阴谋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赂中国的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后,全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日本人民也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镇压,不断发动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各阶层人民在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不断掀起各种形式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