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从反传统走向礼敬传统,从崇奉西方价值到确认重建自我历史主体性的节点上.这一历史性转折与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程中,其工作重心有四次大转移:第一次为1921年到1949年的"以武装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第二次为1949年到1978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中心";第三次为1978年到2012年的"以经济建设为纲,以脱贫致富为中心";第四次为2012年至今的"以民族复兴为纲,以信仰、精神、伦理、秩序、规则重建为中心."由百余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历程而言,以文化自信为标志的党的第四次工作重心转移是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选择,其终极目标是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同时,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使人民重新君子化、圣贤化或精英化,从而再造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富强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大发展理念: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路

五大发展理念自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成为发展经济社会的理论指导大全,经济的发展是为更全面的实现小康,实现小康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物质前提.本文分析了五大发展理念在"十三五"时期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社会治理中,为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导;论述了发展理念在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以及它所赋予创新社会治理的时代意义;提出了坚持以五大发展为引领,促成社会治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三标一体”教育质量管理模型在高校“节能减排”中的应用

从"三标一体"教育质量管理模型角度看,高校节能减排应始终坚持模型中的"持续改进"理念和PD-CA(策划-实施-监控-改进)科学方法,系统地做好高校建设中的节能减排、学生节能环保意识教育、节能环保社会实践活动和节能减排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第三极文化"理论与中国电影的文化自觉

作为一种文化战略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第三极文化"理论可以在中国电影研究领域开辟一个具有广阔生长性的学术空间,指导对中国电影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并积极发展有民族特色的电影理论.文章以"第三极文化"理论为参照,梳理中国电影文化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对中国电影现状的考察,思考关于中国电影在文化自觉表现上的几个问题.     

"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定位、内涵与建设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向"经济建设型"政府的转型,并开始着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当前,政府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要求正视地方政府管理中对法的"政治定位"的理解和管理体制的"职责同构"问题,树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以规制治理为手段"的理念,将资源更多的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并给予社会公正以更多关注。通过施政创新,建设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发展、政治发展与政府发展、公共行政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地回应了时代主题——要建设"全面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历史背景深远、时代特征鲜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以"五位一体"统筹发展为框架,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的经济现代化为基础,重心向政治和社会现代化转移,以"党的领导"核心制度优势为支撑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赶超,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与时代同步、与国际同轨,形成了系统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体系。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社会主义与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学说

列宁晚年基于十月革命后的实践经验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强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文化建设"上,在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同时,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实现社会精神生活的变革,为社会主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依据具体的实践,从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的政策,正确对待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学习和吸取外国的先进文化,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和思想教育,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文化建设等方面,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列宁晚年的意识形态学说极大地彰显了文化建设对于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在新的历史和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知青运动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知青运动是20世纪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政治运动.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知青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青年的社会就业问题,它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密切相关.毛泽东认为,农村是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民是吸纳性最大的劳动群体,农业是劳动就业的主要通道,因此,提出面向农村的就业方针,并以运动的形式付诸实施.毛泽东在考虑青年就业问题时,基本上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而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走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由来已久的设想和目标,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这一宏伟战略,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其实质在于破解"三农"问题,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新阶段新农村建设明确了奋斗方向.     

试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结束的双重影响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前结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双重影响.从正面影响看,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证;为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可能;为赢得苏联帮助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有计划地进行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路.从负面影响看,它使人们误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曲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领袖个人的作用,影响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论“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必须“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的著名论断。这不仅为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仍然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党要善于领导的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我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他者观照下的"第三极文化"

"第三极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自觉的产物,文章将"第三极文化"置于他者的语义下,讨论其作为他者的民族性与作为自我的排他性,探讨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 "第三极文化"的意义所在.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人权内涵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理论中具有根本性的观点.从人权建设的角度看,"三个有利于"标准体现了邓小平把生存权放在首位,高度重视发展权以及"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人权观,对我国当前的人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文化问题的体制政治化解读--论《我们夫妇之间》系列现象的精神同构特征

从文学事件及其社会历史影响的角度来看,对于"萧也牧创作倾向"和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要害在于开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化问题政治化解决的先例.这一点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从精神文化史的角度看,"萧也牧创作倾向"的相关作品以及对它们批判和鸣冤叫屈等一系列历史现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被忽略了的悲剧性的意味.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质量度”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质量度"的统一体。从"质"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培育和谐理念的过程,也是推进文化和谐发展的过程。从"量"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包括了物质形态文化建设、行为形态文化建设、精神形态文化建设三个方面。从"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文化建设。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目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需要把"质量度"紧密结合起来,协调好三者之间关系。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党的领导贯穿于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进程。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必须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的理念,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实现从求稳意识向法治意识的转变,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变,从主抓微观事务向主抓宏观方向的转变。     

"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革新与效能驱动

"接诉即办"是北京市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深化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通过整合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连接群众与政府之间通畅的问题反馈与及时办理的良性互动机制."接诉即办"的机制革新,打通了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瓶颈,重构了政府服务群众的连接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中"以人民为中心""群众路线""公众参与""服务型政府"等话语体系形成逻辑自洽."接诉即办"打通了"人民诉求"与"政府为民服务"之间的隔膜,通过连接民心、通达民意、服务民需、化解民怨,体现了"接诉即办"基层社会治理革新的民本价值."接诉即办"实践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长效治理";有效驱动了基层社会治理从"外在驱动"向"内在驱动"、从"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从"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从"传统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化,有效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