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价值问题及价值重建的社会历史哲学辨析

当代中国的价值问题是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因而以社会转型的概念框架加以分析是合理的。但是,中国作为有着悠久而博大的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的转型,有自身特殊的问题和方式,这种特殊性既植根于其社会历史传统及其矛盾中,又只能在现代世界的交往关系中获得理解并生发出普遍意义。中国现代的价值问题特别是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问题,不是狭义的道德问题,而是原来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秩序——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解体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投射和表现。因而,当代中国大陆价值的重建,也只能诉诸以经济政治制度为关键所在的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和文明秩序的建构。     

“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构建

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尊卑有等、重视整体、推崇道义、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明传统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成功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集主观伦理精神与客观伦理秩序于一身的"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传统道德向生活秩序渗透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社会道德生活成功构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制度正义论——制度的伦理学话语研究

古希腊社会解体后,原来的单一秩序转变为人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人与规范成为秩序的两个不确定的变量,从而产生了正义问题.在伦理学史上,以重建伦理秩序为目的,对规范原则的探讨形成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城邦美德基础上的等级正义、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个体自由基础上的道德正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试图克服现代性道德危机的伦理正义等制度正义理论.对这些理论作出历史与逻辑的辨析,厘清个体与整体、自由与秩序、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助于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传统道德的困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礼治秩序,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为维护这个秩序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它们是礼治秩序的灵魂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泛道德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文化,人们举手投足、洒扫应对,以及政治的运作、刑事的施行,无不可以纳入道德的范畴。事实上,儒家这些简单粗浅而又无法确定其涵     

关于大学生道德认识的调查分析

大学生道德意识的培养事实上涉及到现今我们社会精神状态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社会面临剧烈改组后的失范状态下道德如何重建?现今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很大,社会阶层和文化出现"断裂",价值观日益多元,如何重建道德意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以大学生道德意识的现状入手,从中国社会改革现实和全球化的影响角度探寻现今中国社会道德缺失的原因,认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重建大学生道德素养,必须从社会层面和大学生个人层面两方面着手。     

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甲午以后,随着西学异质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崇尚西学、新学之风日盛,中国传统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秩序处于重建的大动荡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新知与保存、改造传统之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以刚接受的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以适应近代学术演进之大势,成为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打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视野,使近代学人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宇宙、认识自然,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开辟了一条文化秩序重建的道路.章太炎、康有为及粱启超堪为其中之典范.     

中国传统道德的文化意蕴及其扬弃

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市场经济的功利目标造成了新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传统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创造中国先进文化,必须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扬弃,汲取其精华,从而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市场经济道德伦理新秩序。     

社会规则的制定与道德的重建

当前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面临无数矛盾和众多问题，急需建立一套组织社会、治理社会的规则。文章从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探寻了产生混乱无序的原因，提出要把规则与法律的制定和道德重建结合起来，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用规则去确立秩序，减少混乱，阻止欺诈和非正当竞争，造就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稳定秩序，使整个社会朝着科学、文明、有序的方向发展     

文化强国语境下文化立国的逻辑、现实与战略

文化立国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构的战略基础和价值取向,文化立国的逻辑是现代性、全球化与超越性的文化自觉,文化立国的现实是从核心价值到道德秩序的重建,文化立国的战略是实现从中国形象到文化实力的转变。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将重建社会理想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国君身上；深知“信”的作用，把“信”作为治国的基础；已经感受到人民的力量；为了高尚的目的，有时可以不择手段等特点。从现在来看，我们不宜过度美化他们的成就；中国政治家对中国法律的忠诚不仅应是其最重要的政治品德，也是其基本的道德操守；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道德、风俗的培育；必须以正确贯彻“以人为本”思想为最高政治道德准则。     

论社会发展不平衡与道德秩序

由于社会分化和区域差别的客观现实而引发的道德秩序的急剧变化现象,其实质是将社会发展简约为工业化、城市化,把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简约为纯技术性的问题.在这种语境下,评估社会发展立场就从价值性道德秩序转变为目的性道德秩序.这两种道德秩序范式的差别与对立,并不简单地是近代以来东西方个人主义的差别与对立,它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公民道德之于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分别需要臣民道德和公民道德的支持。中国法治进程因遭遇臣民道德而面临“法律纸面化”、“法治表面化”的困境,而公民道德可在价值、规范和秩序三个层面提供支持,构成社会主义法治的道德保障。无论法律人之公民道德,还是普通民众之公民道德,都在法治建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论“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

"耻"是人类认识自己的重要范畴和重要方式。在古今中外不同的文化向度里,耻的哲学建构方式和价值存在方式、伦理约束方式不尽相同。耻在儒家那里不仅被建构为人之本体性存在之伦理性情(内部世界),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将意义世界(内部世界)与生活世界(外部世界)联结了起来,体现一种"内外"相通的伦理精神。而在西方罪感文化视界里,"耻"之自我评价方式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耻"之存在价值纠缠于人、生物、神与人自身的身体等复杂关系中,以神秘的"身体——心理"的经验描述方式将其伦理价值阐述为"人之生存方式"。在西方宪政文明里,耻经历了身份伦理到理性契约伦理的转换,成为对"制度正义的自我支持的道德态度",以适合政治自由主义的需要。当前中国的社会无耻现状,应从"耻"的文化向度与价值呈现方式上寻找原因,并从"点睛"(社会主义制度)、"荣辱的初始条件"(市场、货币、资本)与"文化传统"(中国传统耻感文化)之间寻找张力和契合点,重建既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实际,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论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及其作用

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体道德素养 ,是市场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道德理性基础 ,是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确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来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的基础 ,那么 ,市场经济就会失去主体行为的道德文化支撑 ,市场经济必要的运行秩序就难以建立 .因此在市场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 ,培养和铸就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理性基础即经济人对经济活动应有道德素养的信仰和对自已行为自觉自律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道德理性基础作为支撑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文化力 ,其作用形式主要表现为 :经济行为的导向力、经济个体的激发力、经济组织合作的凝聚力     

“优良家风”入法——《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中国底色及其价值

民族内蕴的底色或者说道德体系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内在基因，传承并不断升华的家风及其文化已经深植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其不仅为家庭乃至家族确立行为典范，也为中国社会的前行和发展提供了独有的价值与秩序维护。《民法典》将优良家风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贯彻了民族文化，也成为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依据。“家风条款”作为价值导向更是行为规范，通过将道德规范法律化，是对传统文化得以有效弘扬的良好方式。而在司法实务中落实该条款是树立优良家风和弘扬家庭美德的关键，“树立优良家风”入法，从微观角度看，为家风败坏、对子女失管失教等划出了法治红线，及时推动家风、家教等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补上无法可依的治理短板。从宏观角度看，则进一步呼应了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的时代大命题。法律作为道德的底线，其维系着道德的发展保障，中国底色的传统文化有凝聚力，但同样需要法律的刚才能有效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道教伦理观及其现代文化价值

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从它产生之初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道教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对于现代人们树立正确的伦理观、人生观、经济观和文化观,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作用。其中,道教的伦理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尤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对其中符合现代文明的、积极的文化因素进行挖掘,将有助于当今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和完善。     

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

儒道两家本属同源,历史上不断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中国文化中伦理秩序与自然秩序不相隔阂,道德智慧与自然智慧并举。儒家的人文主义中有自然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中有人文主义;儒家的道德智慧中有自然智慧,道家的自然智慧中有道德智慧。两者相济相参,并行不悖。儒道之间有批评有争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因此而能"合而不同",互为体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兼顾儒家儒教与道家道教之"两行",才合乎中国之"道"之流行的妙谛。儒道双行,包含人文与自然、超越与内在、无限与有限的两行兼顾,在人文到自然,自然到人文等的回环之中,找到人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