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商周天人观

商周统治者的天人观念有明显不同,商绝对尊天,奉天为至上神,而无视下民;周则虽也尊天,但又疑天,一再强调“怀保小民”,在周代民的地位提高了,天的尊严下降了。商周天人观的不同,不能看成是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而是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制约的结果。     

中国早期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的斗争--从万物有灵论到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潮

中国哲学史上无神论反对有神论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围绕天人关系、形神关系而展开.早期斗争的重点是天人关系,具体化为神民关系.它大致经历了如下路径:殷朝以前,有神论居统治地位,实现了从原始的自然神向统一至上神的转化,神统治着人;西周初年,人文意识提高,神已具有了更多的理性内容,人也逐步摆脱神的绝对控制,神民关系变为双向互动关系,无神论思想萌芽;西周末年,神从绝对的至上神变为被人诅咒、怀疑、否定的神,无神论思想壮大;春秋时,季梁、子产、叔兴、晏婴等人,以天道、人道相区别为基础,向有神论猛烈进攻,初步树立了无神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苏格拉底的新神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     

董仲舒“天”的重新诠释——兼对“元”的解读

笔者从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角度,以人的信仰和人间秩序为视角,来分析董仲舒哲学体系中的天,通过对"元"的解读,得出"元"主要指的是至上神?至上神重在人的信仰,而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重在人间秩序?     

壮族师公教神灵关系探析——以经书抄本《佚子请客》为例

壮族师公教有明显的多神崇拜特征。祖师神三元真君虽有被尊为至上神的倾向,但众多神灵仍处于游离和分散的状态,没有被纳入一个严密的神灵体系中,神与神之间显现出平等和谐的社会关系。壮族师公教众神平等的根源在于历史上壮族长期处于分散而居、部落林立、酋帅众多的社会状态。     

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1970年,在距纪南城2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绘有凤纹的石磬,通过对石磬和凤纹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批石磬与楚人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2004年公布的《上博（四）.柬大王泊旱》可以作为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楚简所见“大水”祭祀内涵试诠——由“大水”祭祀到楚国水崇拜的思考

在卜筮祭祷简中,至上神"太"神理所当然享有最高的祭祀规格,然而通过比较,另一个神祇"大水"也享有与"太"一致的祭品,可见"大水"神在楚人信仰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由于史料阙如,"大水"神的具体所指还不甚明确,但是种种材料表明,"大水"指代的应当为自然界中的水。因此,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大水"享有与至上神相同的祭祀规格可以说明楚国有着较为深厚的水崇拜传统。通过相关考古材料以及民族学资料等则可以进一步揭示出楚国水崇拜的实质内涵,即水生万物,水与万物创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道”世界观的后现代品格及其价值

本文从后现代宗教学理论视角分析老子的“道”世界观。发现“道”表征了至上神的非人格化趋向;它本身具有泛活力主义和泛体验主义的特征;它采用诱导的方式来创造世界秩序。“道”的后现代品格对于破除一元神的狭隘偏执,提倡民族平等、博爱、互相尊重有现实性价值,也为现代宗教论证恶与神的共存事实提供了思考方向。     

北帝（玄武）崇拜与佛山祖庙

佛山祖庙供奉的是北帝神 ,几百年来它都是作为佛山人的象征而存在的 ,并发展成为佛山社区的至上主神庙。佛山北帝崇拜的起源与北帝为“司水之神”有重要关系     

从古文字看商周祭祀制度的演变

商人非常迷信,祭祀特别频繁。周人在商人的废墟上立国,传承殷商祭祀文化,并进行了诸多改革,从而形成独特的周文化。从商至周,祭法由繁趋简,祭祀对象由天神、地祗、人鬼几乎无所不祭转向主要祭祀血缘近亲,祭品种类、数量由多变少,祭祀场所主要转向宫内,祭祀观念中渗入新的内容“德”,并以祖德来调节人与社会的关系。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朝鲜王朝对清观解构分析简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朝鲜王朝对清观影响着朝鲜的对外政策、文化交流,更影响着清鲜关系的发展变化。从正统意识出发,朝鲜君臣展开讨论意欲否定清朝的正统地位并有尊周思明的种种举动;从民族意识出发,对“夷狄”建立起来的政权充满诋毁与诅咒;从复仇意识出发,朝鲜君臣期待机会策划北伐。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佛教从隋唐向宋代的发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处在变化与发展之中,总的趋势就是一个不断走向中国化的过程,其中从唐末至北宋则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它实现了佛教中国化所必然要经过的由世外到世俗、理论到实践、独立到融合、僧侣到居士、上层到民间的一系列根本的转向,并由此奠定了中国佛教以后发展的基础和方向。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至清中叶戏价问题初探

明清戏价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明初至明中叶的戏价多保持在每出一二两银子的水平,其中若有赏银也一般是在雇价外再额外赏予一二两银。但从明代后期开始,戏价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上班”动辄十几两银的雇价和丰厚的赏银,一方面是普通戏班二三两银的戏价。而在清代,这种巨大的差距就不再明显,戏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几两向十几两银慢慢提高。戏价的变化实际上影响着戏曲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无疑将对明清时期戏曲的发展状况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