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为实现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最大化,农村建设用地往往以非法方式进入土地市场,从而形成了土地隐形市场。为了规范土地市场,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在进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试点。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是必然趋势。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应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完善征地补偿制度的立法对策

从立法上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征地补偿制度是解决目前征地问题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概括及列举的立法模式,科学界定公益目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建立和完善征地目的合法性的审查机制;结合各地征地补偿方式的实践和有益探索,采用复合安置方式;通过确立公平的补偿原则、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和减少补偿费分配的层次,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通过完善征地补偿程序,保障农民实体权利的实现.     

俄罗斯土地使用制度的新变化及启示——兼与我国土地使用立法比较

俄罗斯是大国且土地市场不完善,为实现土地资源有效利用和流转,俄罗斯法大幅缩限了终生继承占有权、土地永久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适用范围,建立了以土地租赁权为中心的土地使用新制度。土地租赁的优点是能够在土地市场中以非正式的交易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流转,较少受到复杂的土地交易规则和登记程序的影响,特别适合俄罗斯国情。比较中俄土地使用制度的立法现状,俄罗斯经验有助于改进我国土地使用立法工作,具体包括:设计和构筑以土地租赁权为中心的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摒弃土地使用权利非债权即物权的传统思维,土地承租人可以自由处分全部或部分租赁权,只须告知土地出租人而无须征得其同意,站在"大国"国情的认识基础上创新我国土地使用制度。     

公共利益原则下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土地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本的前提条件。改革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应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明确征地范围,坚持公共利益原则;制定《土地征用法》;改革补偿安置办法。     

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全国许多地方搞"开发区"、"大学城"、"高尔夫",大量圈占土地。自1997年至今的7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4000万农民失地失业。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和体制不利于耕地保护和严肃执法;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农民无力保护自己的土地权益;地方政府越权批地,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过多过滥征地等。据此,亟待完善和落实土地治本之策:强化农民土地使用权,使之作为一项独立产权交给农民;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依法全面退出土地市场;严格限定"公共利益"项目,缩小征地范围,切实保护耕地。     

给农村建房“喜新厌旧”现象亮黄牌

目前,农村在一排排拔地而起的新居背后存在着令人忧心的问题:大量旧房被闲置,而在耕地上却建起了不少房屋。据了解,农村建房“喜新厌旧”,造成大量耕地流失现象已相当普遍。农村重建新房、闲置旧房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建房用地的制度尚不完善。目前农村建房用地采取按户头申请和批准的方式,无法制约家庭中因子女成婚后,另立户头而重复批地的现象,人均实际占有面积远远超出规定标准。二、农民的土地公有观念模糊,节约耕地的意识不强。我国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由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农民往往认为,耕地是集体的,如     

失地农民权利保障的策略

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城市经营项目的发展以及征地行为不规范、现行征地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等造成耕地大量被占,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失地后,生活、就业、住房等问题难以解决,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权利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为此,应结合国内外经验和做法,采取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失地农民正当权益、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等对策,建立起失地农民权利保障体系。     

简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及其解决途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公共利益的保护单纯依靠行政机关,在行政机关违法或不作为而侵害公共利益时,没有建立依法追究行政机关责任的机制,公共利益的受侵害得不到救济。这表明司法最终原则没有在我国现行法律上得以有效贯彻。行政诉讼制度产生于民事诉讼制度之后,一般是从民事诉讼制度中逐渐分立出来;公诉制度是刑事诉讼的特有制度,如何使其与行政诉讼制度相结合,建立起一种新的行政诉讼制度,以保障公共利益受侵害时能得到救济,是近年的一种理论探索趋势。当一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无人对此提出异议,或者无法向当事行政机关以外的机构提出异议时,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当然不能得到纠正。在这种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国家就需要设立一个公共利益代表机关对这种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以司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善恶。检察机关依其性质就是这样的公共利益代表机关,不仅有权依法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而且有义务对这一违法或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在这一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机关是原告,做出这种违法或不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在中国的立法中近乎处于空白,尽管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所提及,但是在实际的证据采信中,非法证据的大量出现不但会给法官的裁断造成障碍,还会给相对人对证据的采集造成极大的不利。于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各国的立法中相继加以不同程度的利用,并在民事、刑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也在这两方面大胆地对西方的法律做了借鉴,但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价值观,排除规则的利用仍然要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     

火葬未必是最佳殡葬取向

随着我国人口的剧增以及工业用地、建筑用地等的迅猛延伸，我国的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人均占有全飞速减少；另一方面，传统的土葬方式却肆无忌惮地吞噬着良田。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坟还耕运动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同时读葬改革的战役屯逐渐进入了攻坚阶段。据1996年9月23日的《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土地“新产权”的实践逻辑——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的学理阐释

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不同利益主体对乡镇企业用地的影响分析

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行的乡镇企业用地制度滞后于改制后的乡镇企业用地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对乡镇企业用地价值取向的异质性,驱动了乡镇企业用地问题的凸显。不同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异质性和冲突是由现行的土地管理体制不健全、土地管理法规不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不合理等综合因素造成。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的障碍及其对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面临三大障碍,即私有化与所有制权能的障碍、土地股份退出障碍和农业大企业优势障碍。相应地,促进PFE发展的三个法律变革方向是:推进私有化,完善土地股份退出方法,否定大农场经济。根据俄罗斯的经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选择是:维护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提高其权能的充分性;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农地控制退出机制;限制农业法人对土地的兼并,维护、推动以家庭为主体的PFE的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农地产权结构模式,中国的PFE将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开辟新路。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及其启示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认为,土地所有权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从而农产品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是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而绝对地租的本质仍然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我国,尽管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消灭了土地的私有权,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土地的所有权,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绝对地租已成为不可否定的客观事实。为此,有必要对构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市场,并对农村土地市场进行有偿征用、出让、租赁、发包等运作形式进行探讨。     

论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性质和关系

当前我国农村缺乏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以及土地天然地提供了一种综合性保障的事实,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他们认为,在当前农村政策政策背景下可以借助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式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暗含着土地实际肩负着农村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能和农民进入社会保障门槛需要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两个观点。土地的天然保障功能与社会保障之间具有异质性,土地流转带来的保障作用与社会保障之间同样具有异质性。应当尽量排除土地因素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作用,在“去土地化”的路向上似乎更有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级差地域视野中的人地关系变迁初论——以清代中晚期的西北地区为例

清代中晚期,政府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进行移民和大规模的开垦土地,这种掠夺性经营西北的方式,使得很多不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土地被开发出来,西北的环境在清中晚期持续恶化,成为当时全国自然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呈现级差地域特点的自然环境直接制约着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植被破坏、土地贫瘠化的加剧,影响到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的自然环境给清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残破的环境背景。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基于鄂西南河村黑地的分析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鄂西南河村黑地的产生与演变为基点,展开对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变迁的研究。文章分析了基层政府同乡村社会的互动,进而探寻村庄社区内部的治理逻辑。研究发现,黑地的产生是科层制留给乡土社会实践空间、农户自我拓展生存资源以及村组干部摆平社区内部关系等多种因素形塑出来的结果。对于黑地的存在与分配,乡镇政府以默认的方式视而不见,它所赋予村组干部行为的自主性促使其在缺乏其他软性价值规范的治理手段的情况下,将土地本身作为一种治理手段。黑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和分配的。     

我国商人登记制度之检讨与重构

商人登记在商法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直接决定着商人人格的确立。当前我国的商人登记立法存在着诸多问题，改革的方向是制定统一的商人登记法，由商主体主营业地工商机关对商人进行登记，继续坚持强制登记主义等。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重新建构我国的商人登记制度。     

博弈论视角下的交通建设征地拆迁利益透视——基于广东H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对交通建设征地拆迁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各方利益主体参与利益博弈的基础,政府是基于其行政权,企业是基于其财权,村集体组织是基于其土地所有权,被征地拆迁农民是基于其土地使用权,探讨了征地拆迁各方利益主体形成利益关联体的过程,在这一关联体中充满了利益的统一和分歧,以期建立一整套长效机制解决因交通建设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