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侵犯或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但是,他们仍会因时因势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理念采取维权行动,即根据自己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策法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注、自身社会资本等实际情况的认识或判断,采取最为可能达到行动目的的维权方式.劳动关系中的农民工维权行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政府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应当准确定位.     

促进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探析

劳动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劳动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有利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工会发展道路。本文以对浙江杭州周边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现状的调研为基础,分析当前工会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工会法律制度,创新工会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工会作用的对策建议。     

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调查分析

广东省每年吸纳的农民工数量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不容小视的力量。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激式维权事件发生,这对广东省构建"和谐幸福广东"以及整个社会的维稳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采用问卷、案例和理论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制度框架等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背后的原因以达到为解决新生代维权困境的提供解决办法的目的。     

试论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资关系之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非公企业的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并呈现出一种冲突加剧、资方单边获利、劳动者权益明显受损的失衡格局。鉴于此,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政绩观,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确立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健全劳动法律制度;推进工会制度性转换,增强工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强化劳动标准执法,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实现政府、企业、劳动者以及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合作共治,促进劳资关系走向大体均衡。     

日本劳资关系的调整途径——"春斗"的发展与课题

日本每年春季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春斗",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要求,从工会强势要求提高劳动者工资发展到劳资双方相互妥协、协商共赢,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历程.其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后,超越阶级的界限,从社会理念和公众利益出发,采用非暴力、非罢工的平和方式,以失业与雇用为主要争议课题,谋求劳资双方的利益平衡,将是"春斗"得以延续的时代要求.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以生产现场为中心,以工人劳动关系为主要分析对象,是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特征.农民工的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应该回到以马克思、布雷弗曼、布洛维等相继拓展的劳动过程理论中去.“控制”“抗争”与“妥协”,是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工人劳资关系的核心话语,有助于我们检视当下的时代变迁和中国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在回顾劳动过程理论核心分析话语演进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劳动过程视域下相关农民工问题研究,阐述劳动过程中工人主体身份的建构及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

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首先分别回顾并比较分析布洛维和华尔德关于“制造认同”的理论模式;然后介绍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作者把这些基本经验称之为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再后分别从资方和劳方的角度分析这种模式之所以可行的主要原因;最后探讨这种模式所隐藏的两个主要问题。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这个特殊群体在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它却处于一种失权状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采取合理对策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而这首先应从行政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入手。     

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力军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权益却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状的不乐观.本文分析了相关的原因,试图引起大家对于此问题的关注.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本文旨在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将不稳定就业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和企业访谈案例,结合广义倾向值匹配等方法进行经验论证。本研究梳理出不稳定就业的一般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影响,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经济转型期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研究发现,在资本积累及劳动过程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及其不稳定就业现象。资本通过控制农民工就业流动而达成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的目标,无需承担劳动者的再生产成本。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悖论：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个体的工资水平,但是不利于其家庭成员随迁。这种资本积累方式的隐蔽性在于,所谓的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     

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调查分析

2001年下半年,北京市总工会、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市统计局、市工商局等有关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了“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的调查”,内容涉及女工就业保护、普通女工保护、经期女工保护、孕期女工保护、哺乳期女工保护和女工卫生及哺育设施等六项。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各类企业女职工基本上得到相关法规的保护,但企业违规现象比较普遍。     

农民工城镇化现状与前景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 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 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护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社会弱势群体,是渐进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剧烈的社会变迁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利益分化失衡、社会发展断裂和价值意义碎片化的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出现了深层危机,并由此而导致进一步的社会隔离、社会紧张和社会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有利于其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保护应坚持以公正性为根本、以动态性为保障、以发展性为方向的原则;构建以教育权、发展权、福利权、生命健康权、信息权和就业权为核心的权利体系,赋予其平等的权利并将其权利制度化;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中介、组织为关键、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支持系统。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问题正在凸显。由于北京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北京市中职教育在不断萎缩。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参加中职教育有很强的需求意愿,劳动力市场对中初级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同时北京市中职教育也有很强的供给能力。以教育政策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城乡分治和以户籍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职教育的主要原因。借鉴各地经验,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中职教育资源,是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选择。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揭示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要立 足内需发展经济,应对外需下滑只是一个短暂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当前经济 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双失衡”格局,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更好更快实 现工业化的需要。如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则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就 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抵消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 中国经济摆脱“双失衡”格局,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扩大内需?中国经济

This paper expl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equilibri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ing migrant workers and increasing domestic demand. Why should China adopt the strategy of relying on domestic demand to develop its economy? Countering the impact of declining external demand is only a temporary reason for doing so, and the mor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e need to change the “dual imbalance” in today's economy: the imbalance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arrangements and the industry structural imbalance, as well as the need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domestic marke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latent consumption demand of migrant workers will be fully released if realistic measures are taken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turning migrant workers into urban residents. This will help neutraliz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duced external demand, as well as rectifying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upgrading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揭示农民工市民化与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要立足内需发展经济,应对外需下滑只是一个短暂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当前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的＂双失衡＂格局,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优势更好更快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如果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则其潜在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充分释放出来。这不仅有助于抵消外需下滑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中国经济摆脱＂双失衡＂格局,全面提升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及其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社会保障权利诉求比父辈们更为强烈,但现实情况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亟需政府承认并负担起补偿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为其搭建起社会保障的政策起点,厘清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和责任,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同时要未雨绸缪地解决好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

关键词: 农民工城镇化?农民工就业?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工作年限?中年失业

This article uses the age‐structure/life‐cycle metho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on their urbanization. Since enterprises tend to employ younger workers and un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be middle‐aged, we first apply the age structure/life cycle model to carry out our estimations, pointing out that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urbanization of their families, migrant worker couples usually have to work for thirty years consecutively after marriag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constructs a working life table for migrant workers and uses it to estimate the total quantity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the minimum economic capacity required for urbanizatio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future changes in the ag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employment, we estimate that over the sixty‐ nine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who were under thirty years old in 2006,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would already be in possession of the minimum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settling in urban areas.     

新一代农民工的返乡适应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在打工生活中完成基本社会化的新生代农民工长期接受消费主义的熏陶,生活模式与意义世界都已城市化,在经济波动中失业返乡之后,他们面临着谋生、交往及情感满足上的诸多障碍。农村人多地少的结构矛盾与打工经济的社会基础决定了村庄对于青年农民的角色期待就是进城打工以完成家庭的再生产,因而返乡的少数青年农民难以形成群体以生产出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些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心理调适需要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