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流动商贩问题的根源、本质与治理反思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造就了大批离土进城的农民工,也形成了数量可观的进城流动商贩。商贩与城管的博弈日益采取社会冲突的表达方式,在于城市管理滞后于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化,无法为冲突的解决提供释放机制。本文深入分析进城流动商贩问题的根源与本质,是破解流动商贩治理命题的重要前提。     

从治理到服务的流动商贩管理模式探析

长久以来,人们存在着对流动商贩认识的误区。大多数时候,流动商贩都与价廉质酢、脏乱差、暴力抗法联系起来,是执法部门严打的对象,是城市落后的象征。由此也使得流动商贩们不得不东躲西藏,与执法人员“打游击”,大大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执法成本,成为城市管理的“三害”之一。然而,在汉堡、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同样有大量流动商贩的存在,在这里,流动商贩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是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对于展示城市形象,方便居民生活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因此,重新审视过往流动商贩管理方式,校准对流动商贩的定位,探索以柔性执法、自我管理、主动服务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不仅仅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牌在谁手里?

权力博弈,关键是要清楚在你的权力场中,牌在谁的手里?权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情境中,会流到谁的手里?流动的范围与边界在哪里?流动的规则与博弈的焦点又在何处?牌到底在谁手里?牌在董事长(老板)手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     

现代治理视域下“官吏制约”的困境及超越

"官吏制约"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官治、权治与人治的关系上。具体来看,在现代治理变革中,"官吏制约"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对现代人本价值理念遵循、现代为民服务目标导向、现代民主法治思维方式运用的消解。为此,应超越"官吏制约",转向法治化治理。首先,完善国家法律制度,尤其是增强民主法治思维;其次,健全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尤其是加强对权力的法律监督;再次,建立依法协同治理体制,尤其是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优势。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流动性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向

大流动社会下的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正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基础,造成传统的地域性治理难以适应流动化乡村的客观现实。在此情形下,乡村社会治理开始转向开放多元、灵活精准的流动性治理。流动性治理是指通过重新赋予地域以全面的流动属性,将流动性纳入社会治理框架,以应对快速流动的社会现实和乡村多变带来的治理挑战而采取的治理逻辑和行动策略。它既是针对流动性事务所采用的一种治理方式,又是将流动性作为一种关系性策略运用到具体实践的治理手段。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的现状审视与应然面向——基于“枫桥经验”的思考

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包含培育村民与组织合作互动的治理主体、实现权力与权利民主互动的治理结构、构建自治与共治协调互动的治理方式等多维内涵。借鉴"枫桥经验",当前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应探索基层互动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基层互动治理的民主模式,优化基层互动治理的制度机制。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探究

<正>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力量,其责任就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断调适政府的角色及其治理方式,是各级政府治理创新、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目的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而政府治理能力     

论网络治理中的空间权力建构

信息时代的网络治理有着区别于现实管理的独特路径。作为重要的交互平台,网络建构并强化了生产生活中的知识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作为一种基础权力,互联网建构的网络空间权力被无限扩大并获得巨大的作用空间。网络提供了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进行管理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治理的常态逻辑,因此,网络治理的有效性在于规范并运用网络空间权力,促进信息流通,实现对社会过程的引导。     

“治理”与“领导”:现代化视域下异同点分析与构建之道

对传统领导机制和现代治理机制进行比对分析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从相同性来看,无论是领导机制还是治理机制,都同样强调高效性、务实性和有序性;从差异性来看,二者在权力主体、权力向度、权力运转、约束效力、服务宗旨和执行结果等层面都存在诸多差别。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政府应精准发力统筹构建治理大格局,加快提升治理能力作为配套辅助力,积极引入智能服务提升治理实效性。     

大型工程项目跟踪审计权力配置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大型工程项目跟踪审计权力配置为研究对象,分析并阐述了对其作用方式和作用效果产生影响的五大因素,即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和审计环境。     

高科技企业的权力结构、权力博弈与治理效率

人力资本价值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人力资本团队价值进一步增加了高科技企业人力资本的权力竞争力,导致高科技企业权力结构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高科技企业的权力结构与企业生命类型有关,对应于不同生命类型,高科技企业的权力结构不同,进而治理结构和治理形式也不同。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就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生命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     

高管内部债权激励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北大核心CSSCI

运用文献回顾法,对高管内部债权激励的独特属性、测量方式、作用路径及治理效应等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研究发现:相对于薪酬及股权激励,债权激励具有对未来支付的不确定性、对公司清算价值的高敏感性、对高管冒险倾向的抑制性等独特属性;基于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层权力理论,债权激励具有两条迥异的作用路径,一是实现激励相容降低代理成本,二是凸显权力寻租增加愤怒成本;在当前实践中,债权激励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公司治理水平、战略决策、公司价值及利益相关者行为等均会产生积极的治理效应。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债权激励治理效应实现的理论框架及主要不足。     

法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核心在限权

<正>2013年的中国法治记忆,归结到一点,依然围绕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首先就必须用法治化的思维来反省和重建权力运转、制衡的国家模式。如果说以前的畸形维稳思路让国家治理陷入了被动,那么对依法治国中"治"的理解就需要有全盘翻新,实现从"治民"到"治官"的转变。最好的治理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核心便在于限政一项——对权力实现有效、     

权力向上,治理向下:关于整体性治理的一种视角

正早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取向,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四个职能体现了权力向上、治理向下的整体性治理思想。这样的政府职能规定对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和权力也做了划分,而且不同的职能在权力主体上是自上而下的,在治理主体上是自下而上的。决定国家公共资源和发展方向的重大决策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     

知识权力对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R&D联盟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关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企业知识权力与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绩效之间,实证研究并分析关系质量在知识权力与网络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间关系质量在知识权力3种类型(专家权、奖赏权与强制权)与网络治理绩效之间具有较强的中介作用,从而证明技术创新网络治理的本质是基于知识权力的网络组织间关系治理。     

论社区治理的转变——从科层制到政策网络

一、社区治理的失灵:科层管理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政府主导下的社区建设和治理不断向深度发展,社区治理过程及结果暴露出许多诸如社区治理行政化等问题.突出表现为社区管理行政化,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及管理方式成为社区治理的唯一方式.其显著特征表现为管理主体仅限于政府,管理手段依靠控制,管理方式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管理形式采用层层节制,管理运行是直线式机制,管理措施突出强制性干预等.社区管理行政化所带来的单一管理模式、僵化封闭、权力集中、关系隔离等问题对基层社区治理造成了损害,并成为社区治理过程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     

执政党领导力的建设

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取决于两种力量,一是暴力(权力),一是合法性力量(权威)。暴力(权力)只具一时之功,难有可持续性。许多研究表明,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还在于精心构建政治合法性基础。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绩效,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合法性资源。改革开放后,政府的治理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和改善,但政府治理的现实与民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民众对现     

单位治理资源的类型及其开发策略

单位治理资源主要有权力资源、技术资源、工具资源、话语资源四种类型,领导者需要依据资源类型采取不同的开发策略,对权力资源,要以优化为主,着力优化权力配置;对技术资源,要以创新为主,加速推动技术创新;对工具资源,要以扩容为主,创设单位治理工具;对话语资源,要以引导为主,引领单位话语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