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道德价值取向的调查研究

本文依据美国心理学家吉利根对道德价值取向的区分理论,采用问卷与交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两个郊区和两个乡村的18岁以上的90名男女农民,就“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对他们价值观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农民道德价值取向存在着以关怀道德价值取向占优势的现状。针对此,文章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在山区农村大力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和在农村学校开设好公民课,以培养农民的公正道德价值观念。     

"孙中山与农民问题"补论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早年贫苦农民子弟的经历对孙中山日后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孙中山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如何发动农民”以及“孙中山晚年如何看待农民—土地问题”谈一些补充看法。     

“边缘村”：农民的流动与分化－－对合肥市郊杏花乡李洼村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并且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必然。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他们身处城市，但从身份而言，他们仍然是农民。“城市中的农民”的边缘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与过渡性。本文通过对一个“边缘村”的形成及其居民生存状况的研究，以进一步分析解释农村社会分化、农民流动的原因，并且也着重分析了其内部结构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农民上楼”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

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民上楼”问题已然成为整个社会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当前在“农民上楼”过程中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紧迫性.文章认真梳理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农民上楼”问题的相关研究,找出研究中的不足,并从研究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创新之处等方面进行展望,无疑有助于今后对“农民上楼”问题更为深入的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为例

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词、关键词和“农民”的搭配词等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表明，《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塑造的中国农民既有依靠土地、种植农产品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又有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更为凸显。它既构建了中国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三农”经营主体形象和国民经济经营主体形象，又塑造了他们弱势群体经济形象和获益后的受益者形象以及以“培训”为途经的新型职业农民形象。文章认为这些特征及其形象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与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举措有关。     

转型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项社会学考察——以安徽两村“环境维权事件”为例

［摘要］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转型期安徽两村的“环境维权事件”中,国家与农民关系主要表征为地方政府、村级政权同污染企业、农民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常常以“污染合理”与“不出事”两种逻辑在场,两村农民在“生存主义”与“风险最小”两种逻辑的支配下似乎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赖地方政府来解决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环境污染问题。     

殊途是否同归：“沉默型弱者”与“抗争型弱者”的差异与共性——以河北杨乡征地过程中农民维权的两个个案为例

文章通过对河北省杨乡高速公路临时征地中两个个案抗争过程的比较研究,发现抗争者的身份特征、所处环境、抗争动机和表达形式的不同,影响着他们在抗争过程中的遭遇与抗争利益的获取.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农民内部抗争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及其面临的共同的外部结构压力,探讨当前中国农民对于抗争的认知与农民抗争的实质,揭示农民抗争面临的困境.     

思维方式研究的解释学视角

本文主要对解释学思潮中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进行一番分析。文章认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思维方式”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们关于“理解前结构”和“成见”、“传统”的学说中。他们通过对“理解”的前提、视角、本质予以历史的说明与规定,具体地论述了“理解前结构”和“传统”、“成见”在理解、思维活动中的作用,凸现了传统、先见的地位,从而映现出了人们思维活动的内在（精神）结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对主体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人的理解活动、思维活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思维方式”之主要特色,即在于突破思维方式研究的传统认识论框架,将这一问题的研究置于生存论的架构中,强调主体思维的历史性,予我们深刻的启发。     

驳“四人帮”关于秦代“黔首”和农民税役负担问题的谬论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不择手段,歪曲历史,影古射今,欺世惑众,用心险恶,流毒甚广。他们御用的梁效、罗思鼎等写作班子,炮制了大量关于历史方面的毒草文章,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这些文章把所谓“儒法斗争”提到支配一切的地位,以“儒法斗争”代替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以所谓法家的帝王将相代替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虚构了一个宣扬     

黑地·病地·失地 —滇池小村的地志与斯科特进路的问题

文章是关于一个农民社区的地志（topography）。文中描述了滇池东岸的一个村庄——小村过去50年的景观变迁。半个世纪以来，小村农民在与地方环境及政府周旋和协力中，改变或制造村落景观。农民与政府协力的共同背景是发展主义知识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整体上并不坚持所谓“传统”。这种“不坚持”更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条件等所强化。此外，农民需要从这些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态性约束中获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粮食和能降低生存风险的空间。因此他们在很多时候，比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更激进。如搞条田化放弃耕地和拆老房子盖新楼等。在当代，发展主义已经是一种“核心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为国家和农民所共享。用赫茨菲尔德的话来说这也许是“狡猾的计划制定者和科学家们的地方性知识，因此他们已经促使众多公民和众多国家为他们的‘愿景’而骄傲”。与此相关，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现代化项目之间没有张力。这种共度性（commensurability）一方面提供了快速城市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如果从当代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角度去看，则会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协力发展”是导致今天滇池地区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机合作社形成极其形成因素探析

关于农民合作问题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农民善分不善合”、“农民善分也善合”、“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会合”。文章通过对湖南衡阳白云村白云农机合作社的形成、发展分析,认为农机合作社的形成源于“需求＋利益＋制度”因素的综合动因,需求因素是农机合作社成立的前提和基础,利益因素是农机合作社成立的动力,制度因素是农机合作社成立的催化剂。     

当前小说中农民形象的社会学分析

文章以中国当前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农民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九月还乡》等七篇小说为例,对当代农民的现代化转变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比照了他们的变与不变,展示了他们多样的形态与丰富的心态,表明了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现代化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简称《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披他们葬入坟墓。”毛主席热情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深刻地批判了国民党右派,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对农民运动持“糟得很”的理论的人,“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为农民运动增添了无穷的精神力量。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显示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威力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与重塑——基于精神扶贫视角

精准扶贫领域贫困农民的主体性不仅是脱贫攻坚的内源动力,也是精准扶贫的价值依归。贫困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会在某些方面阻碍扶贫攻坚进程,其缺失的原因具有多重性,“精神贫困”当属主观因素中的首要根源。“精神贫困”使他们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人生目标模糊,且这三方面均不同程度上导致其主体性缺失。唯有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同时着力、良性互动,以重塑贫困农民的主体性,才能激活他们致富奔小康的强烈渴望和内生动力,并激励他们主动承担起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作为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精神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扶心扶志”与“扶知扶智”并举,且“正向发力”,激发贫困农民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以使其自主、自信,提高贫困农民能动性与创造性以使其自立、自强,进而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现状及其成果评价——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成果论文的计量分析

随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三农”问题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强,相关研究发展迅速且成果卓著,对此进行整体梳理,既有助于总结以往研究的经验,也有益于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章以1991-2015年立项的3 375项“三农”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18 770篇成果论文为研究对象,对项目信息、成果论文、研究热点与评价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全面呈现中国“三农”问题近30年的发展与研究状况.研究表明,农民、新生代农民工、新农村等为“三农”问题的研究热点,有关农民、农民工的论文最受关注且被引频次最高.     

“农民意识”改造：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农民意识”是农业社会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家族本位是其根基。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民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经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但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思想交汇、碰撞中，农民依附与主体意识并存、传统与现代意识混杂、科学民主与迷信宗法意识交织在一起，其正直、诚实、善良、勤劳等美德，无形中被依附、顺从、自私的“农民意识”所吞没，他们开拓进取的活力仍然受到限制。因此，改造“农民意识”，无疑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关键。     

中国农民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

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来源倚重电视媒介以及村民会议传播,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形成了电视第一、报纸第二、网络第三、广播第四的模式。媒介功能认知方面,他们重视媒介传播新闻信息与引导公共舆论,但认为大众传媒最大问题是“与自己距离太远”,加之“虚假新闻增多”等因素,导致其不太喜欢大众传媒。媒介对农民阶层的报道和关注不够,只有少数媒介关注“三农”。媒介需要多关注进城打工农民,重视对“三农”政策传播。农民期待发展农村电视和网络媒介,加强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客观、全面、真实地报道农村情况,持续报道农村社会问题,禁止虚假、空泛的报道等等。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搬砖的”富豪

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甚林与力帆集团的尹明善、宗申集团的左宗申并称重庆民营企业“三巨头”;2002年,孙、尹、左三富豪再次荣登世界知名财经杂志《福布斯》“中国100富”富豪榜;尹和左都属“摩托帮”,而孙却是重庆房地产业的龙头老大......     

社区“告示文化”的启示

这些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不少农民“洗脚上楼”进社区,成为新农村里的“新居民”。但是,他们依然身为农民,不少社区农村居民仍然耕种着土地,他们是“居民型的农民”。农民进社区,加之不少地方实行“村委改社区”“街道变社区”,农民、农业、农耕元素大量加入进社区天地里,构成了新型独特的社区板块。在这样的背景下,社区里的各种农事、保健、科技等“告示文化”悄然兴起,渐渐地成为新型社区文化的一道别样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