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核心思想及其世界性意义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救世方案的核心思想。＂兼相爱＂是爱人与爱己的统一体,＂交相利＂是利人与利己的统一体。爱与利是相互通约的,＂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前提,＂交相利＂是＂兼相爱＂的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对建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兼相爱＂——和谐世界的道德基础,＂交相利＂——和谐世界的现实目的,＂天下之利＂——和谐世界的未来趋向。     

“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公共关系的“四带辩证法”

公关发展到今天,很难再继续遵循“一切都是为了销售”的金科玉律．我们其实总是会问“销售之后呢？”说白了,“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世界更加美好”．从利己到利人,公关其实是一个让品牌走向高尚的过程。     

利他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研究

利他法律行为是为他人施加利益的行为，其效力的发生无需受利人同意，这种效力被称为利他法律行为的涉他效力。《民法典》在第三人利益合同、债务加入与债务免除三项制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规定。这三项利他法律行为可分为两种类型：合同利他行为与单方利他行为。对于涉他效力宜采取修正的单方行为模式，即利他行为直接发生效力，但受利人得行使拒绝权使受利溯及以往的消灭。效力的撤销与变更可以按受利人是否表示接受该利益分别处理，即受利人接受前应该允许施利人变更、撤销；受利人表示接受后不得被任意变更、撤销，但施利人提前保留相应的权利以及构成法定撤销权时例外。     

梁启超的“功利”说

梁启超的"功利"说,是"功利主义在中国"的最完美的表现形式。基于与西方功利主义发展不同的时代背景,梁启超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用他的功利思想对传统的利义之辨作了新的理解。他的"功利"说的基石是边沁的功利主义,他充分肯定了"乐利"是人的本性和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原则,并结合墨子的实利主义,对功利思想加以创新,墨子的"天下之利","利人就是爱人"的思想,把功利主义的利己主义引向了利他主义。从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利己"目的,到提倡墨子学说,转变为"利他"目的,梁启超完成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化,也为他的"民德"理论奠定了解释的基础。"利他"就是"利己"。人有着"自利"的本性,单单提"利他"是不可取的,但如果能让人们把"利他"和"利己"相联系,才能给人的"利他"行为一定的动力。所以,"道德"就是"利群",给于道德以利益原则的解释。道德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关系利益的,这在道德学说中可谓是迈进了一大步。但相比于西方的"为个人利益找到道德依据"的功利主义来说,梁启超的"功利"只是建设新道德的基础,却不是新道德的全部内容。所以,梁启超的功利说就是实现德性的一种功利的原则,远远还没有上升到"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功利"的学说罢了。     

公务员“亚腐败”现象的危害及成因分析述评

＂亚腐败＂是目前流行于社会的一种隐性＂病变＂,具有利己性、广泛性、普遍性、模糊性、过程的半公开性、查处的轻微性和影响的衍生性等特点,以及滥用公款、在其位不谋其职等表现形式,造成行政成本高、＂亚腐文化＂盛行、公务员清正廉洁形象受损等不良影响。因此,注重分析＂亚腐败＂现象产生的危害及成因既是现实的呼唤,也是当前预防腐败关口前移的客观需要。     

健康卫士——国际营养师

据权威机构预测,营养师职业将是我国新世纪最热门的职业之一。该职业被认为是既利己又利人的“吃香”职业。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及其现实影响——从亚当·斯密说起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引申出了＂经济人＂与＂道德人＂两个概念,＂经济人＂与＂道德人＂反映了人的不同方面的需求,两者并不是统一的,更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和谐。＂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道德人＂是利他主义,而我们强调两者的结合是建立在两者的冲突的基础上,＂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依赖于一种＂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这种和谐思想对市场经济建设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需要不断强调人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否则市场经济体系将无法建立,同时要促进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和谐,进而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拼车”的法律性质及相关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解析

＂拼车＂是一种新兴的出行方式,目前并无专门立法针对其予以规范。因此明确＂拼车＂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所涉及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就十分有必要。文章通过对拼车类型的列举、拼车行为性质以及相关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分析,明确了＂拼车＂行为的基本概念及基本法律关系。拼车行为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相关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此基础上有具体的区别,例如好意同乘、合同关系和合伙关系等等。     

西北回族社区“尔麦里”研究

伊斯兰文化作为回族社区一个特定的社会化＂存在＂,以＂尔麦里＂仪式为特殊的＂文化文本＂流传于世,给解读与理解回族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尔麦里＂仪式是回族社区一种伊斯兰宗教行为文化符号,也是回族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实践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对回族社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相关概念辨析——译者行为研究（其七）

译者行为研究是对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角色化）的研究,译者的角色化之于译文上的表现需要通过构建评价模式加以描写和解释,而＂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具体化的产物。该评价模式与译者行为的研究和评价涉及一些概念,廓清其中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如＂求真＂、＂忠实＂和＂求真-务实＂、＂忠实＂和＂忠实度（性）＂、＂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忠实＂、＂忠诚＂和＂原文＂、＂原意＂等,纠正传统认识上的一些偏颇,有益于该评价模式的不断完善。     

儒墨康德基督教伦理观之比较(中)

儒墨康德基督教认为一个人的行为目的之所以能够无私利人,从心理上说,是因为他有爱人之心,他懂得自己的一切都是他人给的;从功利上讲,最初是因为利人给了他莫大利益;从经济上看,是因为物质财富的丰富已达到了满足他的生理需要的程度.于是,无论怎么说,人们的行为目的能够无私利人;但产生这种目的的根本原因,即行为之原动力,却只能是利己。     

智慧·谦虚

智慧是人的相对完善的认知能力；智慧分为道德智慧和非道德智慧。道德智慧与利人行为成正比而与害人行为成反比；非道德智慧可能与利人行为成正比，也可能与损人行为成正比。要取得智慧，应具备天资，应努力学习。谦虚是较低地看待自己而较高地看待别人的心理和行为；谦虚是一种卑己尊人的大善；人要具有谦虚的德行就应“以己之短量人之长”和“与强者比”。     

对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道德的几点思考

在 2 1世纪 ,要解决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全球问题 ,必须重建全球道德。经济全球化不只是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全球问题 ,更主要地是创造了现代文明 ,特别是增强了人类各方面的联系 ,从而为建立全球道德提供了现实可能和必要条件。建立全球道德 ,必须确立新的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关系的全球性的价值准则与道德规范体系 ;人与自然协调统一 ;在协商与对话的基础上处理国际关系 ;追求物质享受与提高精神境界、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相统一 ;利己而不损人 ,既利己又利人 ,既功利又奉献的全球道德体系。     

信息时代的“粉丝”文化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和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里,＂粉丝＂已经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同时＂粉丝＂现象也上升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以＂粉丝＂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促使＂粉丝＂行为形成的心理需求层次,以及在全球化环境中,＂粉丝＂相互联系构建的阐释性社区及其特点,最后还分析了＂粉丝＂在后现代文化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主语突出”与“主题突出”思维模式对比——脱离语言外壳的英汉翻译

英汉对比研究与翻译转换问题紧密相连,不仅涉及到语法,还有思维模式差异。其主要差异在于英语是＂主语突出＂的语言,汉语是＂主题突出＂的语言。这两种倾向在表达方式上相去甚远,给翻译造成的困难尤其明显。本文旨在探讨英汉对比中＂主语＂与＂主题＂两个影响双语转换的核心参数,试图找出符合两种语言思维特征的译法,脱离语言外壳,正确处理好两种结构的转换,使译文语篇连贯流畅。     

浅淡我国市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

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都有悖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将为己利人作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统一,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利己利人的道德原则,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为己利人原则发展的必然趋势     

试析“扒窃”入罪的条件与司法认定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第一次规定扒窃以后,扒窃入罪问题引起很大争议。＂扒窃＂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达到严重程度的扒窃才具备入罪的实质条件。将携带凶器作为扒窃入罪的条件之一,具有实质合理性,也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还有立法技术考量因素。携带凶器扒窃入罪有助于弥补、平衡抢劫认定问题,避免与司法实践冲突。司法实践中需统一对＂多次扒窃＂与＂携带凶器扒窃＂两种入罪标准的认定。多次扒窃入罪应指一年内实施三次以上扒窃行为,并且每一次扒窃都不构成犯罪,其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三次以上每次都受到行政处罚的扒窃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二是每一次扒窃不仅没有构成犯罪,而且也没受到行政处罚,应以次数为标准构罪。对携带凶器扒窃的理解阐释了＂凶器＂与＂携带＂的含义,特别指出,在共同扒窃的情况下,如果一人实行扒窃,另一人携带凶器从旁辅助,也可以认定为＂携带凶器扒窃＂入罪。     

交通肇事行为的“罪与罚”问题研究

通过探讨交通肇事行为的肇因,交通肇事行为的＂罪＂,交通肇事行为的＂罚＂以及交通肇事行为＂罪与罚＂的纠偏,提出现行法律制度下交通肇事行为的法律责任,交通肇事行为频发的制度功能存在缺陷等问题,并从立法理论的角度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完善我国交通肇事行为规制的方法及建议。     

中职学校“问题学生”转化工作思考

＂问题学生＂的转化是每一名班主任都要面对的工作,本文总结了＂问题学生＂的四种类型,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转化＂问题学生＂的措施。在班主任具备责任心、爱心、恒心的前提下,运用恰当的教育方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相信一定会使越来越多的＂问题学生＂回归正常的生活、学习轨道,不再成为令人烦恼的＂问题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