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朱熹哲学性质的若干思考

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太极。理、气关系决定着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形态。本文作者以唯物辩证论思想为指导,剖析了朱熹哲学思想中理与气的关系,认为他的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朱熹宇宙本体论中的内在矛盾在于"太极即理"、"太极即气"与"理先气后"之间的矛盾。但他论述宇宙发生和天地万物生成问题时,一方面虽然提出理本论思想,另一方面又用气来解释太极即世界本原。     

朱熹理本论及其根柢之误

朱熹理学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本论为核心,形成精密的哲学体系。但朱熹之理却有诸多混同概念,主要有太极即理、道即理、仁即理、性即理等,形成朱熹理学独特的思想造型。朱熹理本论的思想渊源,从派属来看,主要是＂三教合一＂的产物;从师承来看,则与周敦颐、二程、张载等有关。其理论实质则是以伦理纲常为最高原则。其错谬之误主要有：多种概念的混同,暴露了其理本论的根柢弱势;以＂理＂为＂道＂,实为多余与浪费;＂理＂唯性无实,难为本体之用;以纲常为本体实为错谬;理气各有偏颇,均不可为本体等。结论是：朱熹之理不仅是哲学概念混同,更是其理非实而不可堪任本体之用。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明交往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刍议

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本文认为任何外交哲学都必须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1）主权国家对于其所依存世界的＂总的看法＂;（2）主权国家对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的＂总的看法＂;（3）主权国家对其与当代世界究竟如何互动的＂总的看法＂。＂文明交往论＂作为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它所包含的＂和谐世界论＂、＂文明自觉论＂、＂交往文明论＂等分析范畴正好对应了上述问题,对我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略论《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本文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思想与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大乘起信论》对朱熹理、气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揭示了中印文化心性论的不同特点。这对于理解人性、心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从“心性论”到“理本论”——朱熹哲学思想轨迹探寻

朱熹的“理本论”发端于他的“心性论”。有关心性的“中和”问题是宋明新儒学关注的焦点。朱熹的哲学思想经由“中和旧说”、“中和新说”,最终确立为“理本论”。他的“理本论”的确立与其偏钟于理性思维密切相关     

朱熹的宇宙生成论研究

朱熹的新儒家学说对所针对的文化受众产生了重要影响,伦理学说实际上是建立在他的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朱熹在最高的本体范畴、理（念）的具体化、世界的形成过程以及世界形成发展的动力来源等方面的具体观点,并试图从多个角度给出自己的看法。     

莱布尼茨、朱熹与有机论哲学——对李约瑟相关思想的分析与回应

面对西方主流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李约瑟毅然提出,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播而激发了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进而影响到以马克思、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论世界观。尽管这一设想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莱布尼茨思想的理解和历史考证等),但李约瑟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古典自然观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契合,这无疑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具有重大启发。     

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从《知言疑义》的产生看胡宏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与胡宏都是南宋理学大家。胡宏因其创立“性本论”思想进路而占有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胡宏及其思想对朱熹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胡宏对朱熹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朱熹肯认胡宏，并得益于胡宏；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朱熹在怀疑和批判胡宏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理本论”思想进路更清晰、更纯粹。可以说，如果没有胡宏思想的“引领”，朱熹便很难以成为朱熹。     

柏拉图正义论与朱熹理学比较采撷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 ,社会组织、制度、秩序的最高的普遍原则是正义。他把城邦的公民分为三个等级 (治国者阶级、卫国者阶级、劳动者阶级 ) ,把个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 (理性、激情和欲望 ) ,得出了社会正义论与个人正义论。此种理论与朱熹的“理气”论中的理一分殊、格物致知、道心、人心之论有共同之处     

朱熹格物论的心学化转向——阳明格竹与龙场悟道内在关联探析

格竹是王阳明早年一次重要的思想探索,也是心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格竹埋下了王阳明和朱熹在格物论上分道扬镳的伏笔,与龙场悟道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格竹失败源于朱熹格物论将属性完全不同的性理和物理熔为一炉,使二者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方式会归于理本体,同时在理论上又没有解决性理与物理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导致在格心外之理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性理如何体现、物理如何转化的问题。龙场所悟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正是对朱熹格物论此一内在缺弊的矫正。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尚书》的政治哲学：德化论的发展

儒家的天人观,其第一阶段是《易》学宇宙论之认识,第二阶段则将宇宙论发展为天命论、上帝论以及人的德化论,而第三阶段是孔子以后的仁义论。《尚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化论,＂德化＂为政道的起点与理想,治道为达致政道理想与目的的方法与过程,治道过程中＂德、政、治、法＂是合一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强调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立场,其政治理论是＂契约论＂,与中国＂德化论＂并非同一起源,反映了＂内在超越＂思想与＂外在超越＂思想的差异。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朱子性论精神分析

朱熹关于性的论述相当深广,超越了以往人性论的范畴.其性论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不但看重人类社会本身,而且强调人性的正向之理:仁义礼智.朱熹性论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广义的人物之性:性即理.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第一层次内容虽然是核心,但只有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才能使天人之理贯通,才能使人类的德性在更深刻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弘扬和发展.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从形而上至道德本位的论证——朱熹社会思想探微

朱熹的社会思想：首先是从理一分殊的哲学观点出发在理论上为宗法社会的产生和存在进行了宇宙论和本体论的证明;其次是从理欲之辨揭示了社会正义的价值原则．并提出了社会治理的若干方法;其三是提出了把政府救助与发挥民间力量,运用市场机制相结合来开展社会救济保障的主张。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社会存在的形而上的论证与社会秩序的个体道德本位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