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对G市B区的个案研究

针对各地推行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持续的问题，以G市B区为个案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区“政务名称”与“政务级别”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公章效力”困境，反映的是机构与权力规则的不吻合；“属地管理”机制与“去行政化”举措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及其工作人员遭遇“权责错位”困境，反映的是不同制度功能的不吻合；“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后的社区干部遭遇“身份下降”困境，反映的是编制待遇及流动规则的不吻合；“经费包干”与“费随事转”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捉襟见肘”困境，反映的是市区两级关于社区工作经费规则的不吻合；“撤销建制”与“加强党建”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所在地遭遇“街道地位”困境，反映的是地方与中央政策对于街道定位的不吻合，并最终引致改革的终结。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是：“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过程遭遇的，是不断改革环境中现有制度体系的欠吻合或非一体化的困境，即改革的制度与整体制度之间的非一体化困境。     

修辞的伦理原则及其矛盾关系

修辞是为了实现预定的交际目标而在语言文字上努力经营的一种语言活动。修辞的目的性很强,表达效果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修辞在追求其终极目标时,必须在“真”“善”“美”三者之间做好平衡,不能为了求“美”而放弃求“善”求“真”。只有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符合修辞的伦理原则。在修辞实践中,“真”“善”“美”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如何协调好这种矛盾关系,是修辞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析“祥林嫂”之类称呼语的结构

称呼语是用来称呼人物名称的词语。表人的名称的称呼语,一般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姓名,后一部分是职务、称呼等。两部分之间具有一定的结构关系,弄清它们的内部结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例如“雷锋同志”,前面的“雷锋”与后面的“同志”指的是同一个人,两部分之间具有同位关系。又如“祥林妻”,前面的“祥林”是限制后面的“妻”的,两部分之间具有偏正关系。弄清了“雷锋”与“同志”之间的同位关系和“祥林”与“妻”之间的偏正关系,我们就从整体上把握住了“雷锋同志”和“祥林妻”这两个称呼语的确切含义。     

评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阐述了“信”、“达”、“雅” 之间的辩证关系。“信”是“达” 和“雅” 的基础。“达” 和“雅” 是“信” 的表现形式。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宋代南方山区的“峒寇”——以江西赣南为例

“峒民”与“省民”并非是民族的分类 ,是否向政府承担赋役是他们之间关键的区别。终宋之世 ,官府无法根除峒寇 ,只能有限地维持峒寇与省民之间的“界至” ,导致大量“化外之民”无法控制     

论“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

“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处理当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摆在当代文化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通过分析当代“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与逻辑的必然性,以期有利于说明当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     

论"是"与"应当"的不可通约

以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提出的“是”与“应当”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对当代西方一些著名伦理学家的相关论述,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论证了“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的正当性     

“道德力”问题初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主体“道德力”的培养和开发问题。“道德力”是主体活动的一种能力。是主体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能力;“道德力”是主体的“内得”和“外施”能力,即道德修养力、实践力和影响力;“道德力”是主体的“道德选择能力和道德创造能力”     

孔子的“友谊”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比较

孔子的“爱人”思想,本质上是讲“亲亲”,但也包含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友谊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不仅包含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包含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孔子的“友谊”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既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同之处,也可发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     

论艺术语言中"意象"的同构关系

“意象”是艺术语言的精神特质之一,“意象”产生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构关系,其中主客体之间相同的力的模式使“意象”的同构关系具有了绝对性,主体情感的差异性又使“意象”的同构关系具有了相对性。“意象”的同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     

略论WTO体制的“一国四席”

根据WTO体制有关成员资格的规定 ,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中国和台湾地区相继加入WTO ,形成了“一国四席”的局面。“一国四席”之间的关系既是WTO体制平等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国不同关税区之间的关系。“一国四席”的重要意义是反映国际法的新发展 ,强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并为两岸四地相互之间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提供新契机     

《水浒传》“快活林”的内涵溯源及美学魅力

《水浒传》在处理“快活林”的“林”之设定时，摇摆在“物材所聚”和“林子”之间。“快活林”的“林”之设定乃是熟读经史的文士对《诗经·陈风》“夏氏邑”“株林”邑都外疆界坐标的一种迁移。纠葛在市镇和林子之间的“快活林”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世界与“书会才人”所代表的民间世界各取所需的一场美妙邂逅。时下的接受者将“快活林”纠葛在市镇与林子之间，不能放弃“林子”背景，是昧于《诗经》《尔雅》以来的“林”“野”文化背景所致。由“株林”和“酒池肉林”转换生成的“快活林”由于寄寓了市民阶层的生活信念和品质追求，使得“快活林”在演绎完了水浒故事之后，又进一步在《水浒传》以外的文学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中频频现身。     

费密的"道统、道脉"说

费密通过对程朱道统论的反思和批判 ,提出了他的“中实之道”传承的两条途径 :在帝王之间传承不息的称为“道统” ,在圣门师儒之间传授不断的称为“道脉”。道统是“中实之道”传承的主线 ,道脉是辅线。因此 ,在中实之道的传承上 ,费密表现出了“尊势”的思想特色     

网络学习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诗歌的意象可分为主观抽象的“意”和客观具体的“象”两部分。“意”和“象”之间关系的形成是很复杂的。个人意象和恒意象在创作和欣赏中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作用。民族意象中的“意”和“象”之间已形成稳定的关系模式,它经过漫长时间演变而成,对欣赏和创作影响都很大。     

优化语文课堂提问的五个基本原则

“对话说”是新课程理念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对话”的平等意识，“对话”的多元构成是“对话”的明显特征。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首要是产业发展要形成“新格局”,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调整,即按照“产业→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来发展;新农村载体是农业产业化,即按照“产品——企业——产业”来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途径是强化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支持,提升农业产业组织的结构-行为-绩效,注重农业产业的融合,使产业的规模数量与资源利用之间、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的产业链条。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形态的演变规律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科学体系,而“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则构成这一科学体系的“主构架”。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之所以对“三形态论”、特别是“五形态论”以及科学地划分历史发展阶段与全面、正确地把握社会形态演变规律之间的关系产生种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忽略了对“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研究所致。本文试图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统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旨在求教。     

价值共识、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方略

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合意的产物。国家之间达成的价值共识是抽象与持久的“合意”,构成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变量。在国家之间价值共识的形成、发展、普及乃至内化中，国际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按照从高到低的位阶，国家之间价值共识包括“世界观”“原则化观念”与“因果信念”等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共识在国际法体系中扮演着本体论、普遍性的基本原则以及特定领域的具体原则之作用，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本框架，并指导着具体制度的构建。国际法中有关“保护责任”制度化的争议与障碍，正是国家之间新的“价值共识”生成与演变中的典型。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的和平发展决定了其在国际秩序与国际法体系中将更加有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就是具体体现之一。将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符合全球化发展的新理念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推广，促进国家之间新的“价值共识”的生成与内化，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必须且有效的途径。     

论人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理论分野

人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发展之间有着重大的理论分野,在发展路向上两者方向完全相反,人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的本质层次实现由“个体本质”、“群体本质”向“类本质”的回归,主要强调的是“类”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是人的本质实现由“类本质”、“群体本质”向“个体本质”不断展开和发展的过程,主要强调的是“个性”发展的全面性和丰富性的问题;实现人的本质层次之间的差异和谐化与和谐差异化的逻辑互动,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发展两者之间有机协调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