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

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中，直隶地方官的态度和决策，成为影响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义和团运动后期，直隶地方官秉承清廷改抚为剿的政策，对义和团进行了镇压。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境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拟对义和团运动后期的直隶地方官进行较为系统的勾勒，希望以此促进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直隶士绅研究

直隶既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直隶义和团运动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直隶士绅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在前期和高潮时期的表现、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后期产生分化及分化的原因作了初步探讨,认为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应视为一支进步的力量。     

试论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中的特点

多年来,学术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以翔实的资料对直隶义和团运动三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论述。直隶义和团运动兴起最早、失败最晚、坚持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直隶是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最重要的省份。通过对这些特点的论述,不仅为了引起学术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研究的重视,也是为了成千上万为保卫祖国的主权而牺牲的直隶人民一个公正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７日至１１日在河北保定召开了义和团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经济、文化心态；反洋教斗争；义和团和白莲教、资产阶级革命派、维新派的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特点以及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如何深入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讨论的成果：有的是旧问题，新论证；有的是新视角，新领域；有的是新观点，新突破；有的是新考证，查漏补缺；有的对如何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直隶（今河北省）是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又是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也是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点地区。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提出了开展社会调查、广泛搜集资料，转换研究视角，探索世纪之交直隶社会的特殊性和划分区域、划分阶段深入研究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思考     

裕禄与直隶义和团运动

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先后出任过安徽巡抚、湖广总督、盛京将军、四川总督等要职。1898年内调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同年9月戊戌政变后,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裕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帮办北洋军务。在此以后,正是直隶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高潮并经历天津保卫战的重要时期。关于裕禄对直隶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晚清政界及史学界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他始终纵容支持义和团;二是认为他在大沽战前对义和团始终实行严厉镇压的政策;三是认为他对义和团的政策经历了“剿抚兼施——剿抚两难——主抚的过程,同西太后对义和团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笔者认为,前两种意见都未免偏颇,第三种意见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浅谈自己的意见,以就教于史学界。     

爱国主义传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体现

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首先，义和团运动从农民斗争向反帝运动演化，表明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体现了爱国主义传统。其次，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程，弘扬和光大了爱国主义传统。再次，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及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反映出当时人民高涨的盲目的爱国热情，体现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主义本质。     

合作与破裂:山东地方官与大刀会关系研究

山东地方官对大刀会、拳会的宽容的政策与态度由来已久，早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官军就与大刀会形成默契，在共同缉捕盗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直至义和团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在此期间，大刀会、拳会等名目的民间团体组织与官府的关系就处在一种半合作半破裂的游离状态，即这种宽容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大刀会等民间会社势力仅仅是为义和团运动构筑的可能性力量而已，程度很高，却极不稳定，它们有待于官方的开掘、引导与锤炼及外力催逼，即官方对刀会、拳会的宽容态度与政策，以及西方列强、教会势力的威逼现实这两种因素，而前者更为重要。     

社会灾荒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大灾荒,这场灾荒使饥民、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不同形式参加义和团组织,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这证明灾荒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确有紧密的联系。     

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失败探析

目前，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一方面，政策制定失败：政策目标不合理；决策失效；政策表面化现象普遍。另一方面，政策执行失败。表现在：政策扩大化现象明显；政策替换现象严重；政策监控缺位；目标团体界定欠科学。改善的途径是：一、提高决策者的素质；二、改变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严格控制其面积；三、运用中央财政进行资金补贴，调动地方积极性；四、将执行此项政策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五、完善保障对象的进入机制。     

浅谈义和团进入北京

“义和团进入北京,是义和团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探讨义和团怎样进入北京,为什么能够进入北京,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一些论著持这种看法:进入北京以前,直隶地区义和团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困境;在芦保铁路沿线粉碎了清军的剿灭计划以后,直隶地区义和团主力实现了向北京的胜利进军。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清政府基于对它的认识,对之采取了消极限制的政策,其表现是“会匪区别”、“惩首解从”、“改拳为团”等。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矛盾尖锐的情势下,清政府出于对义和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恐惧,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这从客观上对义和团运动的壮大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其发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地域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义和团运动的“仇教”、“反洋”意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能抗拒和抵制；反映了小生产者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留恋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恐惧的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文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同时也导致了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所构建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量化研究——基于三维分析框架视角

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对于优化调配智慧养老产业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发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效力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一致性（PMC）指数模型等，对2011—2021年中央及各部委颁布的88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呈现“波动发展—缓慢推进—爆发性增长”的发展趋势；政策工具结构失衡，表现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占比偏多，而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占比相对较少；政策目标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呈现轻技术、弱标准等特征；政策效力整体表现良好。基于此，建议国家合理配置政策工具、完善政策目标体系、优化政策效力机制，以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旧上海“三大亨”的最终结局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     

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     

关于邓莱峰反洋教的几个问题

本文论述口个问题：朝阳邓莱峰反洋教是在义和团运动大背景下爆发的，联庄会由保民走向抗洋是由教堂攻击村民所引起；清政府对民教纠纷主张调解．但却偏袒教堂；清政府由调解到镇压是迫于法国领事的压力和惧怕拒洋社会势力壮大；邓莱峰不反清并曾经妥协。     

袁世凯奏辞兼差问题考订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兼差问题为例，袁世凯自任直隶总督以后，先后五次上奏请辞，其理由归结起来：一是身体赢弱，力不从心；二是兼差太繁，难以兼顾，分身乏术；三是释贪权之疑；四是兼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责有专成，或基本就绪，而无须分担。上述理由应属切实无疑，由此进一步思考，则可对袁世凯的权利观有新的认识，从而订正学界的固有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