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子"为仁由己"的主志思想

个人之所以要选择道德的生活方式,成为德性高尚的人,则是因为个人以德性的养成作为人的自我实现,以德性生命作为个人生存意义之所在."为仁由己"是孔子对"个人何以可以成就德性"这一问题的解答,也是儒家对于个人成就德性生命和实现自我所指示的路径.     

德性与“德性需要”的实现

德性是人在实践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具有价值特征和生命力量的内在精神品质。德性需要可以被理解为人对自身道德内在精神品质的依赖和要求。重视尊重德性需要的内容及其形成方式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德性源发的生命性和自我性,任何道德内容的展现及其德性的形成都包含着与个体生命发展逻辑相一致的个人的选择和谋划,是个人追求美好和幸福生活的过程。     

论人的德性

人的德性是实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三位一体的理想状态必不可少的因素。本文通过论述“人的德性是什么”、“人的德性养成”、“人的德性具有生命力”三个问题,说明德性伦理依然具有不可取代的社会作用,从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性。     

儒家“命”论及其人生态度

儒家把天命视为人的德性的来源,要求人“知命”、“畏天命”,以成就君子人格。儒家又把人不能控制的因素归结为“天”或“命”,但没有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要求人“修身以俟时”、“造命”,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     

以道为本与明心悟道——以朱熹、王阳明为例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底色。天地人三才,以人心为主宰,会通成就了天道、人道、地道三位一体的道体。道乃宇宙生命之大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各家皆得道而立。诉诸良知揭开道学的真谛,辨析朱、王的悟道之法：朱熹侧重道问学而尊德性,其明心悟道“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王阳明侧重尊德性而道问学,主张讲学以明道、体道而见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彻底的心体统领下的致良知实践之学,即明心悟道之学。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健康娱乐的伦理功能

身体健康无病、精神无忧而常乐以及德性人格的完善是娱乐伦理的核心内涵。健体和乐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者密不可分。人作为娱乐主体,如何在娱乐活动中健体以乐生,忘忧而怡情,并最后在娱乐伦理的引导下,培育德性,成就完善人格,是建构娱乐伦理必须讨论的问题。娱乐使人脱离负面情绪,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世界。中国传统娱乐注重娱乐背后蕴含的伦理,重"礼"轻"争",先"德"后"艺",让人乐在其中。娱乐不仅反映个人道德修养,同时也培养个人的人格。娱乐活动潜移默化、渗透人心,规范人的行为,能增强个体的道德水平,最终塑造良好的道德人格。     

儒家的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

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但具有“共时性”特征及普遍理性精神。德性不是客观化的知识系统,也不是纯粹经验的集合,而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觉（即反思理性）。德性的实现不仅体现了历史的目的性,而且体现了自然的目的性。德性伦理的核心是仁德,其表现形态则是境界。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融入竞争时代并在新的竞争中形成新的和谐,从而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人的社会角色是历史的、变化的,但人作为德性主体生活在世界上,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完成德性,提高境界,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就在于此。     

从经验的真理到道德的社会——兼论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对“道德门”事件的启示

伦理学如想合理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门”事件,必须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因为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他这里获得最终定性的.在他的伦理体系中,鉴于道德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属“经验的真理”,由此决定了人们道德德性的获得方式为“习得”,而非“教导”.亚里士多德还明确地判定,人们“习得”道德德性离不开城邦,因为城邦化的“共存”不是某种可供个人选择的生存方式,而是出于人的本性,因此“道德的社会”对于“道德的个人”而言具有先在性.     

被身体所拥有：对孔子眼中德性化身体的初探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来。德性化身体以自反性的三重机制,在“自我”发挥效力之前,就已经源始地把人与世界联结起来。     

论勇德

“勇”作为德性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正视危险、克服困难、摆脱恐惧、抗拒欲望、抵制软弱和忍受痛苦等为善力量。不惧、果断和坚毅是“勇”德的基本内涵,坚忍不拔、勇于生存,敢于担当、见义勇为,知耻改过、去恶迁善,以及独立自主、持节不恐等,则应当成为“勇”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实践内涵。弘扬和培育“勇”德,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成就个人事业,而且有助于发扬人道,匡扶正义,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     

生命敬畏感的应有之义及其培育路径

对生命的敬畏感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所独具的特性，是人这一生命生存与发展的本源要求、行动与实践的伦理依据。教育作为基于生命、为了生命、发展生命的事业，关涉人的生命敬畏感理应成为教育内在的价值逻辑。然而，现实中功利思潮的涌动使得对生命的敬畏感在人的精神贫困中走向消解；利己主义的张扬弱化了人的生命敬畏感；美善德性的遗失消弭了人的生命敬畏感。面对人对生命的敬畏感弱化的现状，教育应当对其予以关注与培育，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引领人在精神丰富中感知生命可敬；关注人“类生命”的发展，指引人在“类存在”状态中体认生命可贵；涵养人的美善道德，促使人在内心恪守敬畏生命的准则。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朱熹主张重德轻欲，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便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为当代伦理建设做出贡献。     

天人观念中所见之儒家人文传统

儒家讲天文与人文的统一, 以人为顺天而继成者; 而此继成, 其要在于 “自成”。在此自成中, 乃有天人合一之超越价值的实现。此即儒家以德性自成为途径达致超越的“人文精神”。其根据在于： 第一, 对天或天命作内在的区分, 由此规定人存在之界限, 从而发现人之最本己的可能性和天职在于其德性的成就。第二, 在 “性”即心而显诸 “情”的意义上发现了人之德性的先天内容。儒家“连续性”和内在关系论的观念, 表现在对个体性的理解上, 就是普遍性价值原则内在于人的形色实存性并即实存而显。由此, 道德的法则, 非抽象的形式或出自生存必要性的承诺和假设, 而是为人的心灵所能亲切实证的 “真实”或“实有”。中国文化“人本论”的特质, 即本于此。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应是现代生活的确立。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 对中国的现代化仍是有现实意义的     

德性知识论

德性知识论 (virtueepistemology)是当代西方知识论中产生的一个新研究方向。它是在已有的内在主义义务论与外在主义的可信赖论的基础上 ,运用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德性”概念 ,来解释规范性认识的产物。知识由此被定义为“产生于认知德性的真信念。”文中讨论了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萨的“德性视角主义” ,包括它的作为能力与倾向的“理智德性”、作为思想品格与知识性质的“理智德性”、以及“德性的视角”等基本概念框架 ,并论述了德性知识论的最新发展状况     

经济哲学对“经济人”诘难的德性辨识

关照德性价值、关照德性的本体存在意义,应当成为当代经济学和哲学联盟的主流意识。经济哲学的再度崛起,与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所遭遇到的困境有直接关联。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古典经济学“经济人 道德人”的理论传统,它把“个人”的社会性本质、制约个人的制度因素、法律因素、文化因素、道德因素等抛置不顾,而以单纯抽象的理想“经济人”———即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人来代替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个人”,并依此为基础来从事经济的运作和研究,其后果就是:对经济学的考究愈来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层面…     

隐性作者与神话创制:论“艺术的苏格拉底”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艺术的苏格拉底”是否可能的疑问,这实际上关涉感性与理性能否在个人身上进行统一的问题。苏格拉底的哲人身份意味着一种严格的理性,“艺术”则彰显着个人的创造力和非理性倾向。作为作者,《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一方面凸显着他的城邦创制,另一方面又以“驱逐诗人”为噱头创制诗之规则。苏格拉底通过厄洛斯神话表露出他作为诗人及作者神秘而感性的一面。“艺术的苏格拉底”确有可能,它的实现将为现代人探寻丰满的德性生活提供启示。     

为己与为他基于理性崇高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价值论基础比较之尝试

反思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价值论基础相同与差异是一种尝试.两种价值论都是建立于理性之上的,据此,以理性为最终根据的行动本身就值得欲求,人们应当把这种行为本身(而不是活动的结果)作为最终目的.然而,两人的伦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不同的.以理性为根据的行为分别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和康德的依据善良意志的行为,而两者都意味着在能力范围内尽力符合理性的要求;两者是相互一致的,因为两人有比较相似的德性理论,尽管其中又存在一定差异.理性要求生命的崇高性,作为最高目的的这种崇高性并非仅指个人的崇高性,而是自我与他人共同具有的崇高性,尽管具有崇高性的人的范围对两人而言存在差异.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