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局及其路径重构——“社会化供给与多元主体参与”模式的一种设想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不均与供给无效等问题,未能有效满足农民工群体日益增长的复杂化、差异化文化需求。基于多元治理和参与原则,创造条件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和社会化供给模式：一是重塑政府主体性地位,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策引领和统筹监管;二是政府与市场形成“掌舵”与“划桨”的平等合作关系,实现文化企业生产与政府购买的社会化供给;三是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鼓励“官民合作”与志愿性服务,推动社会组织与公益力量积极参与;四是激发农民工的“文化自信”,提升农民工自身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参与能力,挖掘农民工自身文化创造潜能。     

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现实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建立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称不上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只能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因此被扭曲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由此而派生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以及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越来越强化。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利益相关者主体性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

论述了政府主体性、农民工个体及用人单位主体性发挥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利益相关者主体性的缺乏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退保率高、保障效果差、统筹层次低的原因,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必须维护政府、用人单位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为政治认知水平不高、政治情感意识不强、政治信念不够坚定、政治参与不够充分与规范。究其原因,既有农民工自身方面的,也有政府政策层面的、用人单位方面及社会方面的。在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社会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从个人、政府、用人单位、社会四个方面努力,共同推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社会化顺利进行。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的保障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兼具私权和社会权属性的居住权益,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是其城市融入的必要组成部分,各国立法已有居住权保障实践。因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长远性。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在自我保障、单位保障和公共保障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保障机制的建构势在必行。应依据权利保障的过程要素,立法确立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权;发展和规范住房租赁市场、激励和监督用人单位承担住房保障责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住房保障、明确和强化政府住房保障责任;建立居住权的民事诉讼、行政复议和公益诉讼的法律救济机制。     

“用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是由于就业流向的区域变动性、目标要求的差异性、农民工保障的不确定性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所致。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消除农民工流动的制度障碍,提高农民工技能,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等方面入手。     

论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统一与分立————基于法人侵权责任与雇佣人侵权责任的关系视角

我国关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单一”到“分拆”再到“统一”的历史演进过程。《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统一式”的立法进路打破了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也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然而,简单划一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主体模型呈现出复杂的责任样态,既不能在法律逻辑上周延自洽,又不符合民商法发展的现实需求,故应当将法人侵权责任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中分立出去,借鉴公司法中的先进制度,建构起新型的法人侵权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并非基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与代表关系。在代理关系中,科层制的组织关系替代了雇佣关系和控制关系,成为了新的职务联结标准;在代表关系中,代表人的行为被视为公司行为,公司为此承担侵权责任。     

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困窘及其解决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不甘向下、追逐向上"的既非农民也非工人的边缘化局面。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遇到发展空间、竞争力、归宿感的困境,必然要求寻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的现实理路,因此,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公平的发展空间、提升发展的综合能力、重视人文关怀,使新生代农民工的顺利发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抑制性因素及其化解理路

在进行利益表达时,因短缺的表达资源、狭窄的熟人社区、困境的集体行动以及断裂的信任链条,新生代农民工不愿、不想、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与利益要求,处于集体失语状态,影响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和行政政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为此,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结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改革政府职能、加快社会流动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抑制性因素.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问题的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不仅对自身有利,更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和素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制约其就业培训的因素,提出促进就业培训的若干建议,以期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充分就业。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基于AHP-Fuzzy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评价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不仅反映其自身的工作状况,也从一定程度上间接映射出二级劳动市场就业质量的好坏。系统全面地分析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能客观的把握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现状。在参考相关文献中就业质量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特点,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用AHP方法对评价指标赋权重,结合模糊评判法进行综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