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司马相如对辞赋创作的贡献

“两司马”是人们对西汉文坛翘楚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并称。自汉代班固论武帝得人,举凡“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来,历代论者即多以二人相提并论。如《北史·文苑序》谓汉自孝武之后,“扬葩振藻者如林,     

从比较史学论《史记》和《汉书》

《史记》、《汉书》分别创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 ,但它们都记载有秦亡汉兴到武帝时期 90多年的历史 ,具有可比性 ;从对项羽、陈涉等人物的评价 ,可见司马迁、班固史观的差异和优劣。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以其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世人所瞩目。对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学界多认为是来自于道家。本文论证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应是源自于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同时分析了司马迁对儒道的不同态度。     

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

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     

屈辱的人生 伟大的著述─—《史记》导读(上)

司马迁是中国西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传记文学名著。《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记人叙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西汉中期的武帝，网罗上下三千年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其崇高的史德，卓越的史识，精湛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学，并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轨迹。他首创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的先例。描绘出一位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画廊，才尤为中国传记文，学树立了；又高的丰碑。要读懂《史记人须读懂司马迁的人生，屈辱的人…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迄今为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明显不足。文章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其不朽之作《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本文从司马迁对商业都市经济的描绘及其重商观念、财富观念、流通观念、经营理论、货币理论等方面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度阐析。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史学和文学名著《史记》中包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货殖列传》是集中表现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名篇。它是为春秋末到汉代初年以工商业致富的人立传,记述他们的言论,事迹和这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反映了司马迁对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看法。现简述如下:     

评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提出的“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正日益引起史家的注意。有的同志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历史意义一方面表现在他揭露了汉武帝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经济政策走上了扼杀经济发展生机的道路,另一方面表现在他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及其所必然的理沦”。笔者认为司马迁“善者因之”的经济思想,在揭露和批判汉武帝经济专制政策方面的作用应该肯定,但对称司马迁提出了“封建经济正常发展的原则”的说法,则不敢苟同。由于对“善者因之”这一思想的认识,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就此论列一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辨——读《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出身布衣匹夫的“货殖”家立了《货殖列传》,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站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上,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如果我们去掉“崇势利而羞贫贱”的贬意,可以看到“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表现了司马迁卓然于群的经济眼光和进步的历史思想,所以我认为班固所说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是不恰当的,应该加以肯定。     

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与成就

公元前一四五至八七年,正值西汉帝国景、武时代——包括了景帝后期的五个年头并武帝的全期,这是充满着风暴的一个时代;而我们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曾?凌风暴,放大可燃度,从其约六十年寿的开头走到尽头,喷射了火焰的一生,为祖国文化遗产,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留下的这份遗产是厚重的、丰富的,而永远是属於人民的。我们应该豁出力量来研究它、接受它,使它真正能为人民大众所占有、所享受。“必须保存那些美好的束西,拿它来做模范,从它再出发”,是革命导师列宁为过去的遗产所指示的正确路线。当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的今日,我们觉得更有必要对这富有文才史学的杰出作家及其作品,试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     

试析司马迁的“富利论”经济思想

古今中外学者对《史记》或对司马迁的研究,从史学或从文学方面的研究居多,而从其它方面尤其是从经济方面论述较少。考察“富利论”,可以反映司马迁整体的经济思想。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考察商品经济特征,考察经济与政治、经济与道德民俗关系的史学家,其经济理论闪烁着朴素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     

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

<正>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代文坛上两颗最辉煌的明星。最早班因就说过,汉之得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鲁迅也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所以,“西汉文章两司马”已成了一句俗谚。但是,历代以来,对“两司马”的评价又有很大的差别。自杨雄起,就指责司马相如“文丽用寡”,“劝百讽一”,后来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至“五四”时期,陈独秀率先给以“贵族之古典文之始作俑者”的头衔,于是解放后的研究者纷纷以庙堂文学的代表作家目之。新时期以来虽然对他重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同时也作了有分寸的保留。对司马迁,历代虽也不乏批评意见,如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好奇多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等,一般多是从内容意义上着眼。而在文学价值上,总是把他放在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之为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等。“两司马”何以会在文学史上获得相近的地位而又表现出巨大的差距呢?     

司马迁的“崇势利而羞贫贱”思想辨析

司马迁的“崇势利而羞贫贱”思想辨析智芬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货殖列传》，肯定了作为布衣匹夫的“货殖”家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     

司马迁、班固经济思想之异旨

司马迁撰《史记》作经济史著《货殖列传》、《平准书》、《河渠书》,其中寓含了卓越的经济思想。班固撰《汉书》亦作经济史著三篇,名为《货殖传》、《食贷志》、《沟洫志》,其中亦体现了他的经济思想。班固本之其父批评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并认为是“其所蔽也”。那么,班固的批评当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济思想有何异同?本文拟对其互异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考察。     

学苑花絮

“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2007年8月5日至8月7日,“2007年中国.汉中司马迁与《史记》学术研讨会”在陕西汉中召开。这次会议由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陕西理工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的学者近百人,大会收到学术论文60余篇。这次研讨会把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与汉中文化结合起来,力求挖掘《史记》的综合价值与汉中的地域特色。这次会议主要从思想、文学、历史地理与汉中文化诸方面对司马迁及《史记》进行了深入研究。内容涉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司马精神”以及…     

论司马迁的西部人文地理思想

作者根据《史记》有关战国秦汉时期西部政治地理、经济地理与民族地理的记载与论 述，对司马迁的西部人文地理思想作了探讨，认为司马迁是历史上较早关注西部并进行了理 论总结的学者。作为西汉杰出的思想家与史学家，司马迁对西北历史地理特别关注，作了不 少精辟阐述，主要反映在对西北政治地理格外看重，提出了“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 常于西北”的重要论断；此外还对司马迁的西部经济地理及民族地理思想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