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旅游者对网络旅游信息的需求研究

本文以北京自助旅游者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由于社会特征和收入不同,自助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信息的需求有所差别,目前绝大多数网站提供的旅游目的地信息不能满足自助旅游者的需求。     

环保维权群体性事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四川什邡事件为例

近年来,随着生态问题和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也逐渐增多。2012年7月初,因担心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四川省什邡市部分市民聚集在市委、市政府门口,反对钼铜项目建设,并最终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整个过程确实值得政府认真反思。地方政府应该以善治的理念,坚持标本兼治,逐步地通过沟通、谈判、博弈,来形成共识,才是促进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以郑州市为例

城市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容易滋生和集中的地方,建立应急管理体系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各地政府在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方面取得较大发展,但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群体性事件中的原始抵抗——以浙东海村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在农民维权事件愈加复杂的背景下,抵抗的组织性、政治性研究也随之深化。在现实层面上,此种取向有其必要性。然而,抗争是一个过程,在复杂的抗争之前,往往存在着原始的、简单的、农民自发产生的抗争方式。这些抗争手段是过往经验在农民记忆中的映射,出于自卫的本能,如自发形成的打砸、拦路、跪拜等等。作为行动上的表达,村民们通过最直接的方式保护自己,尽管杂乱但也显现了一定的效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形成极端抗争事件;作为心理上的表达,村民以过往经验躲避灾祸,重构他们对行为的认知和意义。原始抗争方式的实施包涵了抵抗、延续和反思。     

战后国民政府涉港事务处置个案研究——以张添祥事件为例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的努力遭遇挫折,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中国在涉港事务中试图积极应对,争取国家利权。1946年12月3日,中国内地与香港边境的文锦渡发生一起英军越界开枪事件,造成宝安县居民张添祥死亡,即＂张添祥事件＂。事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当局和民意机构主张强硬外交,积极组织援助;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亦介入善后,在民意舆论的压力下展开外交维权。最终,张添祥事件不了了之。     

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以北京市为例

针对当前维权抗争、群体性纠纷、集体泄愤以及网络炒作四类突出事件,北京市防范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与对策应包括四个方面,即构建"大信访"避免从维权到抗争,开展"大调解"化解群体性纠纷,打造"大综治"预防集体泄愤事件,实行"大网管"掌控群体性事件新区域。     

行政应急责任体系化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为例

行政应急过程中的责任具有多元性。各责任主体都必须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且应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协调配合。行政应急过程中,在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虽然权力可以克减公民的权利,但是必须遵循法治行政原则、基本人权保障原则、比例原则、政府主导原则。行政应急责任体系的模式选择应当采取以政府主导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同时应当通过法律层面的程序规范与符合地方性需求的地方性规范的有机统一来实现行政应急责任的体系化,进而符合法治的要求。     

日本企业危机事件及其应对机制——以雪印乳业集团为例

日本向来以产品质量好享誉全球,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频频发生质量事故,企业陷入经营危机。研究表明,企业没有或未能贯彻明确的经营理念,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并导致危机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经历了三次危机事件的日本雪印乳业集团,通过重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强化食品管理体系和危机管理机制等多种举措,力争实现重生。其教训和经验值得中国相关企业借鉴。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探究——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

以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以“龙脊梯田”为关键词在用户覆盖数排名靠前的携程旅行网、蚂蜂窝和驴妈妈旅游网这三个在线旅游网站上搜索到有效的游记和评论共320条作为网络文本,分析龙脊梯田景区客源市场,并将网络文本导入Rost ContentMining软件分析游客对龙脊梯田景区的形象感知构成以及游客的情感分布,由此提出优化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景观感知,针对性地进行景区宣传、提升景区的人性化设计,重视景区所在区域形象等建议.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

关注情感的机制是理解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通过对DH事件的分析及延伸性讨论,本文指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而情感之于群体性事件的逻辑性支撑主要表现为情感宣泄和情感管理,前者是针对权力外围和边缘地带的发泄,后者更为常态地支配群体性事件的过程,而情感表演则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形构出与既有社会运动之情感管理不同的特色。形塑这一特色的是宏观非对称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它决定了当下的群体性事件不太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运动,只能是沿着传统与现代错综交织的轨道间歇性发作,以作为弱势群体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一种特殊回应。     

东京佐尔格小组与30年代的日苏关系——以张鼓峰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与苏联在中国东北形成对峙局面。1933年,日苏围绕中东铁路的纠纷使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为此,苏联派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前往日本建立情报小组,以探明日本是否会与苏联开战。从1936年开始,佐尔格小组从东京频繁地向莫斯科发送有关日本对外政策和日德关系的重要情报。在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中,佐尔格小组扮演了重要角色,成功促成了这两次武装冲突的和平解决,对此后日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危急事件中对传播的管理以及传播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洪水、地震、飞机失事、矿井塌方以及病毒传染、恐怖袭击等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开放的信息环境中,媒体的报道使得各种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传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借鉴国外危机事件中对传播的管理,对我国危机事件的传播策略进行分述。     

北京奥运会会徽影响调查——以南京市大学生为例

作者通过对南京市 6 2 5名大学生的深入调查 ,初步了解了奥运会会徽在大学生中间的实际影响。调查发现 :会徽的识别、理解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会徽跨文化传播功能也得到普遍认可。     

地方场域中的权力博弈——以民初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个案的考察

民国初年的地方政治舞台是各方进行利益博弈的主要场域.本文以江西民政长事件为个案,试图还原出这一事件中复杂丰富的历史过程.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种力量之间的微妙关系,影响着民初江西乃至全国的政治走向.本文试图挣脱前人研究这一问题时所采用的革命史论述框架的束缚,从民初地方力量上升并且彼此间展开权力博弈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这一史实,以期能揭示出主流话语遮蔽下的多种历史可能性.     

区域文化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通过对北京市2001-2010年文化产业和城市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北京文化产业与城市的发展整体上处于一种轻度失调的状态,协调指数呈变化幅度比较大但总体趋势上升的波浪式分布。进一步研究发现,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质是一种依赖于规模扩张的粗放式增长,而非依靠产业发展水平和效益提升的集约型增长。而且,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效益较低、劳动生产效率不高、科研创新能力不强是解释其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但从城市发展和产业规模、市场需求基础来看,未来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速度可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鄂东乡村扫墓习俗探究——以湖北黄冈C村的过程事件分析为例

本文基于湖北黄冈C村的清明扫墓习俗,进行了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清明扫墓是寄托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同时也分析了相关的民俗事象的变迁,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结果,其功能和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如何更好地传承民俗文化与事象,关键在于对传统民俗的恢复和保持,培养相关的民俗传承载体。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城市居民的食品风险感知研究——以西安市大米消费为例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一种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社会风险。公众的食品风险感知可以有效解释他们的食品安全心理和潜在行为,这方面的研究对食品风险治理中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为了深入研究公众食品风险感知维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在西安市部分居民大米风险感知实证调查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识别出居民食品风险感知的主要维度,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食品风险感知及其维度与社会心理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     

国际品牌在华布局的区位选择——以北京和上海为例

由于北京和上海在科技人才、信息区位、市场空间、创意环境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因而成为国际品牌在华布局的首选之地。同时,二者在品牌发展条件上又各有特色,因此国际品牌在北京和上海的产业分布差异也十分显著。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京和上海作为国际品牌在华布局中心的地位无可替代;而国际品牌也将以奥运会和世博会为契机,继续以北京和上海为依托,加快在华拓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