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郭小川诗歌的音乐美

我国有支著名的古曲,名日《高山流水》。那旋律,时而如山泉汩汩;时而象瀑布飞流。郭小川的诗歌,就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他的每篇诗章,简直就是一支支流水般的旋律。 郭小川说:“诗应当是‘叮当作响的流水’”,“我的《祝酒歌》、《厦门风姿》等,在实践我的这一主张上面,我比较满意。”在他的全部诗歌创作的艺术实践中,在探索如何表现内容的音乐美上(新诗的格律),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诗界革命”“和“五四”白话诗运动比较观——“五四”文学思潮流变研究之二

从戊戌到“五四”,是我国文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年中,我国诗坛上发生的“诗界革命”和“五四”白话诗两次诗歌改革运动,使中国诗歌逐步地完成了由近代型向现代型的转化。这两次诗歌改革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差别,这一转化过程有什么轨迹可寻,这些是本文所试图解决的问题。观念:从“大我”到“小我”的转变陈子展评价黄遵宪的诗歌说:“可以说人境庐诗是那个惨痛时代政治社会的反映,也就可以说它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诗人最丰富最伟大的收获。人境庐诗的真价在此。何必他求。”陈子展不仅评述了黄遵宪人境     

“最热的赤血和最美的情愫”——论诗人郭小川的品格美与风骨美

有的事物,在它存在时,人们不去或者来不及去理会它,而一旦它消失以后,人们却深刻地理解到它的价值。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感到,失去它是多么重大的遗憾和不幸。就诗人来说,也有同样的情况。郭小川逝世后,文艺界的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要爱护人才,对于郭小川同志,我就没有完全认识他。并不是说他没有缺点,而是没有看出他是一个诗才。是的,郭小川离开我们8年了,人们没有淡薄对他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的感情,而且已有许多同志抱极大的兴趣,来研究他,来理解评价他的作品,当领略我国当代诗歌苑园的美丽景色,如果不是被某种偏见所拘,我们就会发现,那既艳丽又芳香的一枝一定是:战士与诗人郭小川。     

论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战斗风格

加里宁在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在苏维埃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为苏维埃人民服务的光辉的典范。他把自己看成革命的战士,而就他的创作的实质说来,他也的确是个这样的人。他不仅竭力把自己作品的内容,而且连形式在内,与革命人民融为一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     

郭小川对诗歌的贡献——浅谈郭小川抒情诗的“四化”倾向

勿庸置疑,郭小川对诗歌,尤其是对抒情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他的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无不呈现出“四化”倾向(即革命化、典型化、群众化、格律化),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新诗。 一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他的抒情诗的革命化。 谈到革命化,可能有人会嗤之以鼻:这算什么东西?然而,我们先要声明:一是诗的“革命化”是诗人生前的主张,且渗透于他全部抒情诗的字里行间;二     

简单的深邃——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创作艺术管窥

弗罗斯特诗歌的魅力在于它貌似自然、直接、简单,而实际上根本就不像其表面上看的那么自然、直接、简单。人说他的诗歌清新明了,但诗人似乎存心让天真的读者迷恋于他那明朗透亮的外衣,以至无法透视诗人所配戴的微妙假面。在弗罗斯特看来,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于其形式的简单而内容的深邃。在追求诗歌创作艺术中这种简单深邃的“隐秘性”过程中,弗罗斯特筑起了一座在美国诗歌史上风格瑰异的艺术大厦。     

唐诗琐谈(两则)

杜诗的凝炼含蓄 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 读杜甫的诗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在二三十字之间,写尽国家之情,画下山水之美,往往万语千言,抵不上他一首五言绝句。他诗中的情和景,常常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即使你费了许多笔墨,用了许多篇幅,也终觉无法把他解释得详尽。它唤起你的联想,引起你的诗情,要比它有形的本身丰富得多。 诗歌的含蓄凝炼,固然在于它的立意布局,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试论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主者。他既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实干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哲学家。他不仅有传奇般的革命战斗生涯，而且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在《邓小平文选》中，虽然没有专门谈论哲学问题的篇章，但可以说，他每一篇文章都闪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内容深造，意境高远，风格独特。他的哲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运用上，因此，他特别强调理论的意义和功能在于指导实践，在于“管用”。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邓小…     

袁枚美学理论之我见

袁枚(1716——1797)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上继叶燮之后又一位杰出的美学理论家和诗歌理论家。他的性灵说不仅在当时影响极大,而且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和美学理论,学术界以前多偏重从文学的角度论述袁枚的诗歌理论,本文拟从美学的角度对袁枚的主要美学思想作些探讨。性灵情真的审美理想袁枚的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理论中,我国古代诗歌理论非常重视诗歌的言情特征,认为诗歌必须表现诗人的情感,才能感动人,才有美感可言。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认识到诗歌的情感特征,《毛诗序》更是明确地指出诗歌是情感的表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后的讨论几乎都是沿着这一线索发展的。如朱熹曰:“诗者,人之心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严羽曰:“诗论者,吟咏情性也。”这些见解从理论上阐明了诗歌的审美特征。诗歌之美,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艺术形式所表现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别林斯基说:“如果说任何人性的(不是兽性的)感情,由于     

《团泊洼的秋天》浅析

郭小川同志是无产阶级的卓越歌手,又是一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坚强战士。《团泊洼的秋天》是他战斗性最强的政治抒情诗之一,不仅在思想上对“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充满着愤懑与谴责,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全诗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     

诗理·诗情·诗美——读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和《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是我国当代一位卓越的诗人,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不幸逝世。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小川诗选》。一九八○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小川诗选续集》。另外,他的几部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也已另行出版。郭小川的诗,是革命的热情而昂扬的颂歌和战歌。在他的诗中,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同时,也深深地体味到作为一个战士和诗人的可贵的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诗人是苦心经营的,他尝试着用各种形式写作,他的艺术也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自     

论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战斗风格

加里宁在评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在苏维埃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为苏维埃人民服务的光辉的典范。他把自己看成革命的战士,而就他的创作的实质说来,他也的确是个这样的人。他不仅竭力把自己作品的内容,而且连形式在内,与革命人民融为一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是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诗人自己就曾这样宣布过:     

关于“国风”译文的体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基础,《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此,《诗经》又是诗人们倡导学习的范本。但是,《诗经》译文的体例却出现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风”的翻译上。 蓝菊荪倡导以诗歌的形式再现“国风”。他在《诗经国风今译》中说:“译诗除了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最主要还得保存原作的风格形式,即是译作读起来要是诗,要是完美的诗,要有原作的风格形式,有读原作同等的感受;而决不是普通散文和白话解说。”杨任之在《诗经今译今注》中也提倡采取“写诗的写作方法,以求在译文上尽力做到信、达、雅。”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一些译文只是原文的解释文章,缺少诗歌的特点,读起来味同嚼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从中国诗歌用韵沿革看新诗的发展趋势

最讲究音乐性的文学,莫过于诗歌。诗和歌从产生时起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总是合在一起称为诗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大类别,它对语言的要求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其它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根本上和一般的口语是一样的,而诗歌的语言同口语却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从来的诗歌都是可歌可诵的。诗歌之所以普遍地可歌可诵,是因为它具有音乐性。这种音乐性,除了节奏,主要表现在韵上。韵,本指“和谐的声音”,后来人们借“韵”字来说明语音现象,韵就成了汉语语音学的专门术     

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但他却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综观何其芳的诗作,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诗人朝着革命化的方向痛苦而赤诚地嬗变着自己。他诗歌风貌的变迁——内容上从“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到“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风格上从绮丽委婉到朴实明快;形式上从雕琢精巧的格律化到明白晓畅的自由体,转而又复归到现代格律诗的“之”字形——表现出了革命诗人可贵的探索精神。 诗人的嬗变,欢乐与痛苦同在,成功与失败俱存。然而,这甜酸苦辣、成败得失,不仅仅属于何其芳一个人,它属于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属于整个时代。它反映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曲     

谈谈李贺诗歌的“辞”和“理”

李贺是唐中叶以后一位很有才能、很有独创性的诗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这不但指它的艺术,同时指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论者,对于李贺诗歌的评价同样应该坚持这个原则。但是,一千多年来,对于李贺诗歌的评论,却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对于它的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也就是古代诗评家所说的“辞”和“理”的看法,歧异更大。这些看法有的是错误的,有的不准确,影响都很大。这对于我们正确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确切地评价李贺的诗歌,有着很大的障碍。因此,本文企图从李贺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即古代诗评家所说的“辞”和“理”的关系和特点,谈一谈个人的意见,借以就正于方家。     

试论李白诗的艺术成就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名字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人的辉煌星座里和屈原、杜甫、白居易、陆游、辛疾弃等相互照映,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是人民最熟悉最热爱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和事迹,长期以来为人民所传诵,在民间产生了不少关于他的带着美丽的想像的故事和传说。李白的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极宝贵的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以它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巨大的艺术成就而具有不朽的价值。研究和批判地接受这些遗产,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     

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及其诗学史意义

元代题名“诗学”相关著作出现在宋、金以来“诗学为专门”的学术背景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讨论诗歌学问之“诗学”概念的生成和使用情况。由于其主要的生成场域是在诗歌教习中，因此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诗学”一词形成“有关诗歌所有学问”的内涵以及“开放性”的外延特征。同时，教习性质也促成元代这类著作采用汇编式的编撰形式，体现出综合性的诗学形态，不仅对明清此类著作影响甚大，也由此塑造了古代诗学服务面广，内容可以不断丰富，体系可以逐渐完备的品格。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因这些著作内容和形式上的缺陷而忽视其实际的诗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