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1+N2+V+的+N3"句型初探

"N1+N2+V+的+N3"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它因充当句子核心成分的词类不同而结构有别.其语义特征是强调突出话题N1的行为或性质的程度超过N3的程度,句义大都带有贬义色彩.该句型的运用受到语用特征的制约,其语用特征有两点一是用于评价或议论某人的缺点,二是用于评价或议论某人的嗜好.     

揣测实义词“可能”/“或许”的句法配置及语义解释

揣测（或“猜测”）属于一种主观认知情态范畴，在人类语言中大量存在。作为现代汉语揣测范畴中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义词，“可能”和“或许”有着不同的句法分布位置，语义上也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可能”“或许”与不同类动词组合造成结构能否自足的原因与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的小类有关；在疑问句和对推测的否定句中，“可能”可以名物化，“或许”不可以；“可能”具有程度等级特征，“或许”无程度等级特征；只有数量结构或有数序列特征的名词才能直接与“可能“”或许”组合。     

“数量+V（不）C+的+N”类结构的构式化与肯否不对称

“数量+V不C+的+N”结构的构式义是：N或N的某种特征具有大量或程度高的特点。其大量、程度高的语义基础是数量成分,有绝对大量、关系大量、对比大量三种类型。“数量+V不C+的+N”构式化的最显著表现是“跨范畴性”,其有三种模式：从时量到数量、从数量到程度、从时量到程度。构式化的机制是让步整合、脱离对比、隐喻化。否定式只表大量、无需标记,肯定式可表大量小量、需要标记;都表大量的情况下,肯、否式所带的标记是不同的;否定式的语义强度、主观性程度都更高。     

主观化与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双重身份

文章研究古代汉语“N所V”结构的表述功能和表情功能。当“N所V”结构表示判断、陈述一个客观事实的时候,就体现了语言的表述功能;当“N所V”结构表示被动、表达一定的情感,即表达不如意或如意的主观感觉时,就体现了语言的表情功能。表示判断的用法最先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字的功能发生变化,叙事视角发生改变,导致说话人的情感发生转移（移情）,从而使“N所V”结构可以表达不如意或如意的主观感情,这是“移情”这一主观化的产物。这种用法较多见于汉译佛典,与梵文原典有直接的关系,佛经翻译对于“N所V”结构表示被动的用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谈"一NX"结构——兼谈与"满NX"的比较

“一N”是一种临时性的量词短语,能够做临时量词的“N”都具有“处所”这一语义特征;并且由于“一N”的非量化作用,使得“一NX”具有了描述性语义功能;“一N”在句法分布上也受到了非量化语义特征的约束而有所限制。相比之下,“满N”在时于“N”的选择、语义功能、句法分布等方面更加灵活和多样。     

"确意语言"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导向

语言在人类的劳动中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对思维及思维方式起着规范、引导的作用。不同的民族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民族思维的特征。不同思维模式形成的导因之一,即语言,特别是哲学语言对哲学思维方式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以表音文字而显现的西方“确意语言”具有形式化、逻辑化、直接对象化和穿透性等特点,它对西方哲学抽象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从一个方面给予了导向。     

试论摩尔的"善是不可定义的"

摩尔认为,“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孤立性质或单纯概念,“善的”或“善性质”是自明的,不能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从而摩尔把“善”摆在了他的伦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位置上,这使他的伦理学体系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性。在这里,摩尔第一次把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了伦理学,开了现代西方元伦理学之先河,对以后的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认知视角看"整(个)+N"和"全+N"

本文简要区分“全”和“整”的词义,详细分析“全”和“整(个)”各自所修饰的名词类别及其离散性、完形性特征,以及“整(个) N”和“全 N”的表意侧重点及不同的认知视角。     

一项难以实现的诗学规划——闻一多"三美"主张新论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中国新诗史上表述最完整、最有系统性的有关新诗形式建设的规划与方略。不过,对于以现代汉语为基本的语言体系,以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为特定文化语境的新诗创作来说,“三美”主张实现起来却是相当困难的。     

论庄子哲学中的"真"

“真”这个字在现存《庄子》之前的古籍中几乎找不到。“真”作为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庄子的一大贡献。“真”概念的出现,反映了“哲学突破”时代中国哲人对当时人类文明成果的怀疑与反思,表达了他们试图突破自身有限性而指向超越之域的精神诉求。庄子对于“真”的探求和理解,通过“真人”、“真知”、“真性”等富于意象性特征的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述。     

刘禾“国民性神话”论的指谓错置

本文论证刘禾的"国民性神话"论主旨在"跨语际"批评下对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学进行颠覆性的后殖民批评,忽视了中国近代据英文引入的国民性观念及其定义、中国儒文化传统观念向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的汇聚,而将西方殖民主义所"构建"的本质主义的"国民性神话"指认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观念,属于指谓错置.论述近代中国流行的国民性观念主要是梁启勋由英文引入并定义的国民性观念,它引入和定义之初便排除了本质主义.之前,中国儒文化中早已存在着含义与之接近的诸如"民性"、"移风易俗"、"变化气质"等观念.到晚清它们一起汇聚到国民性、国民性改造观念之中,实现了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     

庄子的“天籁”说及其美学意义

对于美的本质，柏拉图提出“美是难的”，而庄子以中国人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对“美”作出了不同的阐释。他从审美体验的角度，描述“天籁”之美，给我们以“美难而不难”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经验的传达，同时也是中国美学重表现特点的体现。     

《暗算》叙述方式的解读

《暗算》在英雄主题、叙述策略、语言的组织上,都对当下军旅文学的审美视野进行了挑战。英雄的私语化描述,饱含情绪的主观化叙述,正奇语言的混杂,都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审美感受。为此《暗算》也带来了迎合世俗文化消费的质疑,但新的叙述方式为军旅文学创作模式的多元化提供了借鉴和思索。     

试释"约定俗成"

荀子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之说已被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但对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却少有论及。可以从前后语言状态下讨论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在前语言状态下,由共同场景下共同意识焦点的牵引,语言在某一社团经过无形的"约定俗成";在后语言状态下,通过语言"传递之链",语言最终被整个社会接受。     

字母词N的认知语义分析

通过分析字母词N在汉语中意义和用法,发现N在语义层面可以表达"无限多"、"极大量"和"非常"、"很"之义,颇具独特性.同时试从认知角度探究其形成根源:揭示了事物在空间"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动作在时间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性状在程度或量上"有界"和"无界"的对立.由此得出结论:有界事物的重复性促成了字母词N的意义和用法的存在.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解字释"辞"舛讹之"海"--翻阅黑龙江人民版《现代汉语辞海》(2002年修订版)摭谈

字典辞书是无声的教师,对读者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字典辞书应严格执行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中发挥重要的典范作用。《现代汉语辞海》舛误多达百处,以讹传讹,影响不可低估。指出其不按国家颁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语拼音拼写法基本规则》、《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以及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等规范标准解字释辞,造成不应有的种种错误。这种滥编、乱出版语文工具书的现状,应当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也谈“与范围副词‘都’相关的一个问题”

汉语中,不同的语言结构,有的能出现在范围副词“都”后,有的则不能;同是表时间的成分,有的可能出现在“都”之后,有的则必须置于“都”之前,这主要是由于主语和谓语的紧密程度不同和谓语的“向”的选择性及“都”的语义指向决定的。     

从古代的"言意之辨"看语言的局限

"言意之辨"是我国古代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它不仅涉及到哲学认识论的一些问题,而且涉及到"道不可言"、"言不尽意"、"意不称物"等重要的有关语言局限的问题.本文着重从"言不尽意"理论的提出、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方面,来认识人类语言在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上存在的缺陷.     

《王风》何地歌谣，《黍离》为谁歌唱——兼谈古代诗歌文化审美积淀及解读方法

《王风》其实就是东周王城洛邑的民间歌谣。对《黍离》主旨的理解,我们应尊重其在历史上积淀的表达忧患之情和故国之思的特定审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