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子百选》与《唐宋文醇》隐曲关系考——兼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东亚书面语共同化进程中的范式意义

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在朝鲜、日本广为流行,朝鲜文人以之为必读的经典,熟悉者甚至可以集八大家语句为文.朝鲜正祖李祘非常重视《文钞》,《八子百选》即是他对《文钞》的再选.在编选过程中,朝鲜君臣关于篇目取舍的讨论体现了对八大家古文较深入的研究和对传统经典篇目的了解.《八子百选》选文总数仅为《唐宋文醇》的五分之一,但有三分之一篇目不同于《唐宋文醇》.李祘强调自己的选文“醇之又醇”,表现了对《唐宋文醇》的纠正,这是由朝鲜传统的“小中华”意识生发出的轻视满清文化、推崇明文化的情结.这一理念客观上推动了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传布,巩固并加强了东亚共同书面语言的稳定.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出自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选本盛行于明中叶及有清一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被经典化是在宋、元以来散文选本和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的。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已见"八家"端倪,元代陈绎曾《古文谱》中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产生。"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编选过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     

郑子瑜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

郑子瑜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龚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子瑜教授，近复撰著《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一书，系自清人沈德潜所编纂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中选出１５１篇，逐篇指出其修辞偶疏之处。郑氏在该书序文里说：“沈氏所纂八大家文，计精选...     

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

"唐宋八大家"是南宋以降被推举、集合而成的一个古文家群体,《古文关键》等选本是这一群体酝酿形成的主要标志。这些选本所收以韩柳欧苏等人的议论文为主。司选者主张时文写作在内容上应以韩柳欧苏诸家古文为根基,从中吸取营养;并通过对韩柳欧苏诸家古文的评点,力图从中抽象出一整套论体文作法的规范。因此,这些选本是科举社会中"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风气的产物,"以唐宋古文为时文"的追求是推举"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动力。     

一部明代文学研究的坚实专著——评张梦新《茅坤研究》

对中国古典文学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唐宋八大家 ,也知道明代诗文有个唐宋派。但是唐宋八大家的崇高地位同李白、杜甫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一样 ,并非一面世便有公论 ,而是因为后世文人不懈的宣赞和颂扬。唐宋八大家虽在明初已有类似称呼 ,但如果没有茅坤编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其声名断乎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今天对唐宋古文文统的认识 ,不能没有茅坤等人的深重痕迹。但是茅坤生平有何事迹 ?他的文学主张有何背景和深厚内容 ?其创作成就究竟如何 ?这些问题 ,即便在古典文学界 ,了解的人也不多。在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学…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对苏辙文的辑佚与校勘价值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之一种,是人们熟知的苏辙文选本,但是,论苏辙文者几无人对其作过研究。据书前目录,全文二十二巷,共收文276篇,今存一至十五卷,文179篇。所存较《苏辙集》多127字,简145字;多9句,简11句;可校勘367字句,乙正14处字句,字句的转换29处,佚文2处;差异多达七百多处;又多与早出的宋刻本相同,且后出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从而相同;所选较他选本有64篇文章是独选。《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苏辙文选本,在文献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专著──读郑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

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专著──读郑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王捷千百年来，赞誉之声不绝如缕的唐宋八大家古文，素被人们奉为文章圭臬。如今竟有人对它们的某些修辞现象提出异议，此人就是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修辞学家郑子瑜教授。郑著《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原既有“移”,亦有“难”,即其所分本为“三十九类”。今存《文选》,无论是李善注与“六臣注”之种种宋刻本无“移”、“难”,还是“五臣注”之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缺“符命”、“史述赞”,均为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从“史”之角度说,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之贡献不应被遗忘,尽管其《九条本文选解说》未提及《文选》的分体如何。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研究《文选》分体,需结合“显内证”与“潜内证”,而后者只有在《文选》为正常完成之书这一前提下才具有必然意义;所依证据,当先“验”其有无问题;不要将两回事当一回事,并需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     

从《诗经》比兴循环解释现象探究“兴”的起源——以《关雎》《汉广》《樛木》三诗为例

对《诗经》的解释存在比兴循环解释的现象. 《关雎》一诗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出现了对其道德主题的三个不同解释,存在由色到礼的戏剧性叙事以及将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两种解释模型.《毛诗》《郑笺》对《汉广》的解释发生了道德主题和婚嫁主题的冲突,道德主题的强化导致了主题先行.《毛诗》解《樛木》反转葛藟攀缘樛木“比”之古义,将诗篇主题倒转为樛木主动荫蔽葛藟,完成“兴”义,成为比兴循环解释的典型. 陈奂举了《毛传》解诗用“若”、“如”、“喻”、“犹”诸字的很多例子,以证“兴而比”的关系,意在通过比兴循环解释重返自然物与人事并置的平衡关系.     

《尚书》《诗经》的美学语汇及中国美学在上古演进之特色

《尚书》中的美学,“休”是其核心语汇。《诗经》中的美学,在《颂》里,以“皇皇”为核心语汇;在《雅》里,以“威仪”为核心语汇;在《风》里,“美”才丰富地展现开来。美从《尚书》到《诗经》以及《诗经》里《颂》《雅》《风》的演进,呈出了中国上古美学的特色。     

冷板凳上的成果——《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述评

《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以下简称《精华》),刘禹昌、熊礼汇编注,荆楚书社87年5月出版.书选八家文百零七篇.各家文前列作者小传;每篇文后有详注,有现代汉语译文;另有一篇精当的小评论;开篇冠以总论八大家由来及其特色的简明《前言》;又将韩、柳及宋六家各列—合编年表殿于书后.在古今八家文选注本中,这个体例可算相当完备了.全书洋洋六十万言,除选文七万字外,余者尽为撰述.据《后记》,这五十多万字的撰述皆熊礼汇"一手     

对《老学庵续笔记》真伪的质疑

《老学庵续笔记》未在绍定元年和《老学庵笔记》一起刊刻,《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中也未见著录,很可能是1345年以后由其他人伪托陆游所作。“续笔记”中的4则--“白打”、“退红”、“王元之诗”、“刘太简荐苏洵”都存在明显的错漏。“白打”是蹴鞠游戏中的一种,宋代非常流行,而“续笔记”的作者却不知晓;“退红”是染色的意思,且陆游本人也在诗歌创作中使用过“退红”这个词,而“续笔记”却误解为“粉红色”;“续笔记”作者对王元之诗中“和莺吹折数枝花”一句之理解胶柱鼓瑟且极为浅陋;另外“续笔记”还将“雷太简”误为“刘太简”,并对苏轼父子妄加批评。“续笔记”体现出来的学术水平较低,且与陆游本人的诗作和生平有矛盾之处,当系伪作。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今人点校的《老学庵笔记》一书,未能对“续笔记”的真伪加以甄别,应属失误。     

《诗经》重释与“五四”新文学观的建立

“五四”学人对《诗经》的现代解释,与新文学的设计思路有关：一方面将《诗经》从传统“经学”中独立出来,祛除文学对经学伦理的依附,否定“文以载道”,倡导“文学”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另一方面将白话文学的历史源头追溯至《国风》,为新文学找到强大的历史根据,使“以白话为文学正宗”的文学理念获得合法性。这是从传统文化的内部瓦解传统文学观的尝试,展示了中国本土资源对新文学的促进。 但在重释时存有“尽欲甚解”与“不求甚解”的分歧,表明“五四”学人内部对“文学”的理解也有差异性。      

从古文到有用文字：《古文关键》之“关键”与经典重塑

吕祖谦在突破《精骑》片段选文的困境后,于淳熙元年完成选录古文经典的《古文关键》,成为评点类选本的开山之作。《丽泽文说》与《总论》互有出入,都是吕祖谦与弟子谈文之际见解的笔录,但与《古文关键》没有直接附属关系。《古文关键》之前所附的《要法》,则是《总论》的精简整理本,反映了弟子笔录的条目与《古文关键》相配合的过程。《古文关键》创造性地将标抹符号与文章剖析相结合,开创了要法、总评、尾评、夹评相结合的评注形式,提揭大量时文结构术语,引领了文章评点风气。其立柱一说,是“段子”文字在文章结构上的形式呈现,构成八股文“四比”体式的滥觞。吕祖谦根据科举应试需要,标举“关键”,强调格法,以评点的形式,将古文经典重塑为“有用文字”。狭义的“关键”为章句组织方面的紧要之处与其间奥妙之法,广义的“关键”即“文诀”。吕祖谦文章学思想的新锐性与系统性,使他成为文章学成立时期的中心人物。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从明代选本看《史记》文章元典地位的确立

从南宋到明代,受复古思想影响,《史记》逐渐进入古文选家的视野。作为古文的一部分,《史记》被列入文选经历了从重道到重文的历程。明代古文选家对《史记》的选录其实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对《史记》文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辨析,这种辨体过程结合着对相应文体法则的细致探索,借助在选文顺序上的有意安排,树立了《史记》的文章学典范地位。受科举的影响,明代主要文学流派诸家和科举考官在提倡《史记》的同时,大都编著有专门的《史记》选评本以指导文法,使得《史记》成为科举师矩。受此影响,明代《史记》的文章学地位逐渐超越唐宋古文、《汉书》甚至《左传》,最终确立了文章元典的地位。     

论《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前期题署御选的大型唐宋诗选,它的编选宗旨以尊唐、尊杜为主要特点,它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则相当敏感。它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选目相当精审,选目及部分评语体现出较有价值的诗学观点。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再论《文选》的选文范围

《文选》学家们往往把《文选》不录经、子、史的选文范围视为萧统具有“独立的文学”观的证据 ,而忽视了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上 ,这都是不合理的。《文论》的这种选文范围是由“非‘文’不选”的文学审美性的宗旨与总集编选的目的与体例共同作用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