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是助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文章从省际面板数据中截取了2011—2019年的部分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分区域探讨的情况下,回归结果依然具备较强的稳健性;(2)数字普惠金融能进一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生改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4)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而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则相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式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影响中国式分权之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均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当市场化进程高于某一门槛值后,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降低。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采用Moran's I指数等空间分析工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性逐年扩大;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增大,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显著降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13年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005年则不存在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文章从数字经济的协同渗透效应和挤出效应出发，结合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利用2016—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相关数据，验证了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适度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并以此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非对称经济距离权重下的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集聚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非均衡特征;（3）在经济社会发展均衡的地区,其数字普惠金融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发展不均衡地区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地区收入差异及门槛回归的检验

利用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经济集聚的工资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检验。工资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市场潜能对地区工资的正向效应显著;就业密度外部性对地区工资具有"门槛"效应;东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具有替代关系,验证了市场范围的重要性;中西部地区的国外市场潜能和国内市场潜能并不存在替代关系,验证了分工模式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Williamson的"倒U假说"与Krugman和Elizondo的"对外开放假说"显著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