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企业能否通过提升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表现提高创新绩效,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通过声誉效应和资源效应来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作为决策单元,构建熵权法结合超越对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2007-2014年湖北省城市绿色创新平均效率为0.307,仍有近70％提升空间;城市间差异显著,武汉、宜昌、襄阳优势明显.②科技人员和科技支出作为创新资源投入对于湖北省绿色创新产出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科技人员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而环境污染指数对于绿色创新存在着明显的抑制作用.③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创新效率呈“倒U”型关系,“波特假说”中合理的环境规制的重要性也得到印证;④区域开放程度对湖北省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作用,教育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湖北省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     

双向FDI协同、区域绿色创新与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运用超效率SBM改进的三阶段DEA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双向FDI协同发展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双向FDI协同效应的增强不仅对本地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还会提高相邻或地理属性相近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此外,这种空间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中西部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积极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于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双向FDI协同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DEA框架下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2010—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试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可以改善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激发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依赖程度,进而提升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中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地区更加显著。     

中国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分析了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差异性表现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优质耦合协调,目前绿色金融系统相对滞后;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率先达到了良好协调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环保企业A股市值占比、人均森林面积等,且不同地区各因素的障碍度值存在差异。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创新要素流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本文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探究创新要素流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能源效率,运用引力模型构建创新要素流动指标,并基于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有利于能源效率提升,且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产业结构调整是创新要素流动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传导机制。空间效应表明,创新要素流动与能源效率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创新人员流动对能源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创新资本流动对能源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对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对能源效率提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尚未显现。本文为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助推我国经济绿色转型与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一定参考。     

基于知识产权战略视角的知识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在知识产权战略背景下,提升知识能力是增强企业产品服务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通过运用SAS和Amos数据研究方法,对知识能力宽度、深度和领先度进行分析,研究企业的知识能力在知识产权战略的中介效应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知识能力在知识产权中介效应下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于知识能力单纯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加大对知识产权战略的投入来提高创新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双层投资组合研究

在绿色投资日益盛行和金融机构积极推进“双碳”目标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估值、产品和策略中考虑ESG因素。随着ESG投资理念的深入，如何在投资组合中合理纳入ESG因素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从预期效用理论出发，针对效用函数中风险厌恶系数和ESG偏好系数的估计困难以及投资组合规模缺乏限制等现实问题，提出了绿色双层投资组合模型。其中上层规划是决策效用函数系数的稀疏优化问题，下层规划是构建绿色投资组合的二次优化问题。在求解层面，针对不同约束情形，利用下层问题的最优性条件将双层规划问题转化为混合整数二次规划。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模拟真实市场环境验证了模型的数值有效性，针对不同偏好的基准指数，模型可以准确估计隐含的参数水平；第二，通过验证2015—2021年间编制ESG100指数和上证50指数的341个投资组合，研究发现金融市场上的绿色指数隐含正向的ESG偏好，绿色指数相比于收益更加偏好资产的绿色属性；第三，以上证50和ESG100指数为基准构造的静态和动态投资组合在2015—2021年间不仅较好地实现了对基准的追踪，更获得了稳定的超额收益，从夏普比率，信息比率以及Omega比率等指标来...     

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

提高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新时代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文章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作用表现出时间递增效应。相较而言，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非一线城市、中度和低度耦合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保障。     

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